清水湾的深秋总比其他地方来得早一些。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越过秦岭，在这个中部盆地积聚不散。山坳里吹来的风带着颖河支流的湿气，混杂着远处玉米秸秆腐烂的味道，钻进村庄的每个角落。
村庄坐落在河南省中部的盆地里，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县道通向三十里外的镇子。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人靠种烟叶攒了些钱，几乎家家户户都盖起了二层小楼——方方正正的砖混结构，外墙贴着那时候流行的白色条形瓷砖，楼顶是平的，夏天可以晒粮食，有些人家还砌了半人高的女儿墙。楼梯大多建在屋外，水泥浇筑的，直通二楼平台。这些小楼一排排立在村道两旁，在2003年的秋天里，显得整齐而寂寥。
年轻人是在那几年间陆续离开的。先是几个胆大的去了深圳，接着像传染似的，全村三百多户人家，能走动的青壮年都去了广东、浙江的工厂。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还有几个像王二赖子这样因各种原因走不了的人。空房子越来越多，有些人家的大门一锁就是整年，只有春节前后才会短暂地热闹几天。白瓷砖外墙蒙上了灰尘，黑洞洞的窗户在夜里确实像失神的眼睛——村里最先说出这个比喻的是老教师刘文礼，后来“空屋村”这个称呼就在老人之间传开了。
王二赖子本名王建国，村里人叫他二赖子是因为他的左腿。七岁那年上山砍柴，从崖坡上摔下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没接好骨头，从此走路就一瘸一拐的。因为这个，他没能像其他年轻人那样外出打工——工厂的招工启事上总写着“身体健康，无残疾”的字样。他尝试过跟着建筑队当小工，可爬脚手架的时候，那条瘸腿总让工头摇头。四十三岁这年，他成了村里最尴尬的存在：不算老人，可也早不是年轻人；想成家，没有姑娘愿意嫁；想干活，正经活计轮不到他。
每月十五号是清水湾最特殊的日子。邮局的绿色面包车会准时出现在村口，两个工作人员在村委会门口摆张桌子，老人们排着队领取养老金。2003年，基础养老金是一百二十元，八十岁以上的、残疾的、军烈属家庭能多领些补贴，最多也就两百出头。这些钱装在牛皮纸信封里，老人们用颤抖的手接过，当场就要数两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揣进最里层的衣服口袋。
王二赖子第一次偷钱是在前年冬天。那天他在李寡妇家帮忙修灶台，看见老太太把刚领的养老金藏在米缸底层的米袋里。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都是那个红色塑料袋。凌晨三点，他鬼使神差地翻过李寡妇家的矮墙——老太太耳背，睡得沉——从米缸里摸走了那一百二十块钱。第二天他在小卖部听见李寡妇抹眼泪，说钱被老鼠叼走了，没人怀疑什么。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他专挑孤寡老人下手：张家老爷子瘫痪在床，儿子三年没回来了；赵家老太太眼睛半瞎，一个人住在村西头；刘家老两口都快八十了，女儿嫁到了外省。他知道这些老人丢了钱也不敢声张——怕被笑话老糊涂，更怕小偷惦记上其他东西。有时候他也会愧疚，但很快就能说服自己：这些钱对他们来说也就是多买几斤肉，对自己却是活下去的需要。再说，他们的子女在城里挣大钱，偶尔寄回来的都比这多。
十月中的一天，邮局的车又来了。王二赖子蹲在村委会对面的石碾子上，看着老人们排队领钱。他特别注意到了小满的爷爷——老人刚在镇上住了五天院，今天是特意回来领钱的，明天还要回医院去。王二赖子知道，小满爷爷的养老金是一百八十块，加上高龄补贴，有两百多。他还知道，老人领完钱就会直接回镇上的医院，家里只剩下十岁的小满一个人。
小满这孩子王二赖子是熟悉的。父母在东莞的电子厂，听说流水线上厕所都要计时。孩子跟着爷爷生活，却比许多大人都懂事：放学回家先烧火做饭，伺候爷爷吃完饭才写作业。夏天的时候，王二赖子还吃过孩子送来的两个西红柿——小满说自家地里结得多，吃不完。孩子递西红柿时眼睛亮晶晶的，说：“王叔，你尝尝，可甜了。”
那天晚上王二赖子喝了半瓶廉价白酒。酒精烧灼着胃，也烧掉了最后一点犹豫。夜里十一点，他出了门。没有月亮，云层压得很低，星光透不下来。他沿着村后的小路绕到小满家后面——这一带没有路灯，只有远处偶尔的狗吠声。
小满家的房子是村里较早盖的那批，外墙的白瓷砖已经泛黄。二楼卧室的窗户是老式的木框玻璃窗，插销早就坏了，只用一根铁丝拧着。王二赖子踩着外楼梯上了平台，从工具袋里掏出螺丝刀，轻轻一撬，铁丝就松开了。推开窗户时，铰链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他在窗边等了两分钟，确认没有动静，才翻身进去。屋里比外面更黑，有一股孩子房间特有的气味：铅笔屑、旧书本，还有晒过的棉被味道。他凭着白天的记忆摸到床边，伸手去探枕头底下——果然，那个熟悉的粗布包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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