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早起拾粪的老头在沟边发现了尸体。
孙大柱认尸时，整个人瘫在地上，十个手指抠进冻土，指甲全翻了盖。李铁柱带着联防队装模作样地赶到现场，一边指挥打捞，一边吐着白烟摇头：“唉，年轻人，工地上偷喝了马尿，黑灯瞎火地失足了……”
案子当天就结了。区里来了解情况的民警连自行车都没下，在记录本上写下“意外溺亡”四个字，调头就走。没有尸检，没有现场勘查。大柱用一张破草席把二狗卷了，连夜埋在西山坡的乱坟岗。下葬时，他往坑里扔了把黄纸，风大，纸钱还没落地，就全被卷进了夜色里。
村里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李铁柱三人的治安大队照旧夜巡，只是他们敲门的力道越来越重，登记簿上的外来人口名单越拉越长。
怪事，是从头七那天开始的。
那夜北风刮得邪乎，电线杆子被吹得呜呜作响。三人照例出门，走到村口的张瓦匠家。
“咚、咚、咚。”
沉稳、均匀的三声。李铁柱敲完门，习惯性地往后退了一步。可就在他退步的瞬间，身后的王栓子突然一哆嗦，颤着嗓子问：“铁柱哥……你刚才，敲了几下？”
“废话，三下。”
“不对吧……”王栓子咽了口唾沫，脸色在手电光下泛着青，“我怎么听见……是四下？最后那一下，声音是在门板里面响的。”
“你特么白天猫尿喝多了！”张老四骂了一句。
可等张瓦匠哆哆嗦嗦把门开了一条缝，瞧见外头的三人时，那老头眼珠子猛地一缩，怪叫了一声，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四……四个！外头站着四个！”张瓦匠颤抖的手指着张老四的背后。
李铁柱猛地回头。巷子里空荡荡的，只有风卷着落叶在地上打旋。他转过身，一脚踹在张瓦匠心口：“老不死再跟老子装神弄鬼，今晚就把你儿子带走！”
虽说骂得狠，但那天晚上，名单上的剩下四户人家，李铁柱一刀没切（要钱），草草收场。因为在回程的路上，连他也听见了——在他们密集的马靴声后面，始终跟着一个极轻、极委屈的趿拉声。
像是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踩在冻硬的土路上，索索，索索。
隔天夜里，王栓子没来集合。
李铁柱和张老四去他家找人，一推开门，屋里大敞着。王栓子整个人瘫在炕沿上，裤裆湿了一大片，人已经疯了。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窗户，嘴里反反复复嘟囔着一句话：“办证……差五块……办证……差五块……”
三天后，放羊的孩子在黑水沟下游捞到了王栓子。
他脸朝下漂在冰层下面，双手反剪在背后，姿势跟那天晚上他们按着孙二狗时一模一样。捞上来的时候，王栓子的嘴里塞得鼓鼓囊囊，掰开牙关一看，里面塞满了浸烂的烂泥和半张碎纸——正是那天被张老四撕掉的、盖着红章的暂住证。
村里开始有风言风语：孙二狗回来查户口了。
张老四彻底吓破了胆。他把家里的窗棂全贴上了黄纸，整夜整夜抱着把铡刀缩在炕角。李铁柱去砸门的时候，张老四连门都不敢开，隔着门板哭爹喊娘：“铁柱哥，是你拿的三十块，也是你让扔下去的！二狗要找也是先找你啊！”
“没出息的杂碎！”李铁柱啐了一口，提着马灯转身就走。
他不信邪。在这北岭村，他就是法，活人他能治，死人他同样不怕。
可到了第七天，张老四也失踪了。
这一次，李铁柱在黑水沟边找到了人。张老四死得极惨，他双膝跪在没过膝盖的冰水里，上半身扑倒在石头上，姿势像是在给人磕头认罪。他的嘴里没塞暂住证，而是被塞了一大把烧剩的黑纸灰，喉咙眼都被烫焦了。
现在，只剩下李铁柱一个人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漫天大雪毫无征兆地砸了下来，把整个北岭村刷得惨白。
李铁柱破天荒地没有喝酒。他换上了那身齐整的联防队制服，腰里别了一把宰羊的尖刀，右手提着一盏防风的马灯，独自走进了风雪里。
名单上还剩最后一个人：陈哑巴。
李铁柱心里清楚，自己不该出来。但他更明白，如果今晚缩在屋里，那个东西也会找上门。他必须扮演那个“手里有权、手里有名单”的角色，只有这样，他才觉得自己还没死。
风雪压得人睁不开眼，李铁柱深一脚浅一脚地挪到了村尾的土屋前。
他站在门前，自嘲般地笑了一声，然后抬起右手。
“咚、咚、咚。”
三下。
门几乎是立刻就开了。陈哑巴站在门槛里，浑浊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李铁柱。不知道是不是火光的幻觉，李铁柱觉得陈哑巴那张一辈子没表情的面孔，此刻正在诡异地往两侧拉开，露出一个大得不合常理的笑容。
“查户口。”李铁柱的声音沙哑得像两块砂纸在摩擦。
陈哑巴没说话，微微侧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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