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水乡，千河万荡。2000年前后的白水荡村，像一块被时光浸得发软的旧棉布，还带着前一个时代的针脚与纹路。
村子窝在苏南密织的水网里，不大，百十来户，灰墙黑瓦的屋舍被无数条银亮的水道缠绕、分割。家家屋檐下挂着褪色的鱼篓和破旧的虾笼，空气里常年浮着一股子复杂的味道——刚捞上来的水腥气、腐烂的水草味、还有灶膛里烧稻草的焦烟气，混在一起，成了白水荡独有的呼吸。
村人靠水吃水。男人下荡子打鱼、捞螺蛳，女人在屋后开出的巴掌大的菜地里种些时蔬，更多的壮劳力，像被风吹走的蒲公英种子，飘去了上海、苏州、无锡的工地和车间。留守的老人和孩子，守着老屋和祠堂，日子过得慢，慢得像荡子里凝住不动的水。
从前，村里只有一条烂泥路，像根晒蔫了的瓜藤，歪歪扭扭连着各家各户。雨一下，路就成了泥淖，穿胶鞋都嫌陷脚。前年，上面拨了款，村东到村西的码头，终于铺上了一条水泥路。路修得窄，刚够一辆大卡车哆哆嗦嗦地挤过去，两边就是深深的排水渠，渠底是黑黢黢的淤泥。路通了，村里终于能开进汽车，年轻人的摩托车也能突突地跑了。老人们蹲在路口晒太阳，眯着眼说：“这是村子的筋脉，活络了。”
筋脉是活络了，但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也在这条水泥路上，等着和新时代的车轮撞个满怀。
村规里有一条，是刻在辈辈人舌头上的铁律：“红白事让路，天大的事也得让。”婚丧嫁娶的队伍，在这片土地上享有至高的通行权。这是礼，是俗，是对生死、对家族、对传承的敬畏。谁坏了这规矩，吐沫星子能淹死他，心里那关更难过。
这年秋深，霜还没降，但寒意已经钻进了骨头缝里。
何守业，村里人叫他“老何头”，在白水荡扑腾了七十三个年头。
他是个典型的水乡老人，身材干瘦，皮肤被水风和日头染成深褐色，皱纹像荡子里的波纹，深深浅浅刻在脸上。话少，见人只会“嗯”、“啊”地应，老实本分得有些木讷。年轻时是荡子里的一把好手，撒网、下笼、看水色辨鱼群，没有不会的。后来年纪大了，力气跟不上，就帮人修修木船、补补渔网，换口饭吃，也换点尊重。
他一辈子最得意也最倚重的，就是老伴张桂枝。桂枝是邻村嫁过来的姑娘，年轻时眉眼清秀，手脚麻利。四十五年婚姻，没听过两人高声说过一句话。何老汉脾气闷，桂枝就用她的温言软语把日子焐热；何老汉在外受了气，回家桂枝总能端上一碗热腾腾的糖水蛋。他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柱、二柱、秀兰。儿女们像离巢的燕，飞去了城里，在流水线上、在建筑工地里安了家，一年回来一两趟，留下老两口守着空荡荡的老屋。
日子本来会像水一样，平平缓缓流到尽头。可秋末一个凌晨，何老汉被身边一阵急促的、拉风箱似的喘息声惊醒。他摸黑去推老伴，触手一片冰凉僵硬。
张桂枝，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心梗，走了。
何老汉就那么坐在黑暗里，握着老伴早已冰冷的手，眼睛干涩得像两口枯井。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只发出“嗬嗬”的气音，眼泪一滴也流不出来。窗外的天，一点点灰，一点点亮，而他世界里所有的光，在那瞬间，熄灭了。
在城里打工的儿女们连夜赶回。灵堂很快在何家低矮的堂屋里设了起来。黑漆棺材停在正中，蒙着白布。香烛点起，烟气混着哀哭，沉甸甸地压在每个角落。何老汉披上粗糙的麻衣，戴上孝帽，跪在棺前，像一尊突然被抽走了魂魄的泥塑。儿女们的哭声炸在耳边，他听着，却觉得远极了，隔着一层厚厚的、名为“失去”的玻璃。
出殡的日子，是请村西头的王瞎子掐算的。那天，白水荡起了罕见的大雾。浓白的雾气从河荡里一团团涌上来，吞噬了房屋、树木、小路，天地间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和压抑的寂静。这雾，让人心里发毛。
辰时，吉时到。
唢呐凄厉地拔了个高音，然后转入低沉呜咽的调子，像哭，又像叹。纸扎的童男童女、金山银山被率先抬起，色彩俗艳，在这白茫茫的雾里显得诡异又悲伤。八个请来的壮实村民，一声闷喝，抬起了沉重的黑漆棺材。何老汉手持哭丧棒，跟在棺后。按照老礼，孝子须一步一跪，叩谢天地祖宗，也为亡母在黄泉路上铺一段平坦。两个儿子结结实实地磕在冰冷潮湿的水泥路面上，“咚”、“咚”、“咚”，声音闷而执拗，仿佛要把心里所有的痛、所有的空，都通过这皮肉之苦撞出去。
送葬的队伍在雾中缓缓前行，像一条沉默的、受伤的长蛇。路过的人家，都默默打开了门，老人、妇人、孩子站在檐下，神情肃穆。有人低声念叨：“桂枝婶子是个好人啊……”“老何头往后可咋办……”
队伍绕着村子，让亡魂最后看看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雾气濡湿了每个人的头发、衣衫，也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一切，都按着千百年的规矩，缓慢、沉重、一丝不苟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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