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紧在车里翻找，副驾的储物箱、后座的背包，翻了个底朝天，别说红衣服了，连张红纸片都没有。唯一沾点红的，是一瓶红盖的矿泉水，可盖子太小，根本套不了头。恐惧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我掏出手机，手抖得按了三次才拨通老舅的电话。
“舅……舅，我在七圩江北这边……路上有两个人……一直跟在我前面……”话没说完就带了哭腔，我哽咽着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连他们衣服不动、不回头的细节都讲了。老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声音很沉：“别慌，听我的，找个红色的东西套头上，塑料袋都行，红颜色能镇住。要是没有，就把车打着，大灯一直开着，别关。”
“车里没有红的……啥都没有……”我看着窗外的两个身影，眼泪都快下来了，甚至开始琢磨着要不要给父母发条遗言。老舅急了：“那你别挂电话，跟我说话，千万别闭眼！我现在往那边赶，大概一个小时到！”我“嗯”了一声，握着手机的手都在抖，眼睛死死盯着那两个背影，生怕他们突然转过身来。
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刺眼的灯光，晃得我睁不开眼，跟着是好几辆车的喇叭声，“嘀——嘀——”的长鸣在夜里格外响亮。我赶紧回头看，是下一船的车队，起码有七八辆车，大灯连成一片光海，正朝着我这边开过来。我心里一喜，赶紧回头看那对男女——光柱里空荡荡的，土埂上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他们不见了！”我对着电话喊。老舅松了口气：“肯定是车队的灯光把‘东西’惊走了，快，跟着车队走，别落单！”我来不及多想，赶紧发动车子，踩下油门就往车队里插。车队的司机们显然也知道路不好走，车速不快，我紧紧跟在一辆大货车后面，看着前方密集的灯光，心里的恐惧终于减轻了一些。
跟着车队走了大概二十分钟，终于看到了市区的路灯。暖黄色的灯光透过车窗照进来，路边的夜市已经开始热闹起来，卖烧烤的摊主正煽着炭火，油烟裹着肉香飘过来。我找了个路边的停车位，熄火后，手脚还是软的。旁边的小卖部还开着，老板看我脸色惨白，递水给我的时候手都抖。我一口气灌了三瓶250毫升的可乐，气泡呛得我眼泪直流，却觉得那股甜意是救命的，喝完才敢大口喘气。
我坐在车里，看着夜市的人群，直到天快亮了才敢开车走。送完合同后，我直接回了家，蒙头睡了一天一夜，醒来后浑身酸痛，像是被人打了一顿。老舅赶过来的时候，我刚醒，他看我没出事，才松了口气，骂了我一句“胆小鬼”，却还是给我煮了碗姜汤。
这件事在亲戚圈里悄悄传开了，有长辈说我是遇到了“过江冤魂”，那对男女可能是以前在渡口淹死的，魂儿困在那里；还有人说七圩修路的时候挖过坟，把不干净的东西惊动了。我听着这些话，心里更怕了，之后整整三年，我夜里都不敢开车，哪怕是市区的路灯再亮，也得找个人陪我才敢坐进驾驶室。
事情的反转发生在五年后。2010年，我因为一个项目又去了靖江，特意绕到七圩的修路工地，想看看当年的路现在怎么样了。工地的工头老陈是我老舅的朋友，听说我来了，特意过来陪我喝酒。酒过三巡，我忍不住提起了2005年那个凌晨的事，连红褂子、绿褂子的细节都讲了。
老陈听着听着，突然一拍大腿：“哦！你说的是老周两口子吧！”我愣了一下：“老周两口子？”老陈点点头，给我满上酒：“2005年修路的时候，老周两口子在工地上做饭，老周是厨师，他媳妇帮着洗菜切菜。老周媳妇有风湿，每早天不亮就要去镇上的卫生院拿药，老周不放心，天天陪着她走。他们俩穿的是工地发的安全服，女的那件是红的，男的那件是绿的，怕路上走散，手里拉着的是装饭盒的网兜，远远看着就像手拉手。”
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问：“那他们走路……怎么那么快？还有，衣服怎么不动？”老陈笑了：“你傻啊，那年夏天江雾大，凌晨三点多雾最浓，你开着大灯，光在雾里折射，看东西就会变形。老周媳妇脚不好，他们走的是路边的土埂，那土埂平整，比路面好走，速度自然稳。至于衣服不动，你想想，雾那么大，风都被雾挡住了，衣服能吹动才怪！”
我还是不解：“那我停车后，他们也停了，后来车队来了，他们怎么就不见了？”老陈喝了口酒，解释道：“那段路旁边有个临时棚子，是给工人避雨的，矮得很，被路边的白杨树挡着。老周两口子看到后面来了车队，怕被车蹭到，就躲进棚子里了。你跟在车队后面，视线被前面的车挡住，肯定看不到啊。”
我坐在那里，手里的酒杯晃了晃，酒洒在桌子上都没察觉。原来那些让我魂飞魄散的“诡异”，全是环境和视觉造成的错觉——江雾导致的光线折射，让我觉得他们速度不变；土埂的平整和路面的颠簸，造成了相对静止的假象；而所谓的“衣服不动”，不过是浓雾挡住了微风。至于老舅说的红东西套头，根本不是什么“驱邪”，只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就像有的人怕黑会唱歌壮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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