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怎么说，方向是对的。
他从空间里退出来，把柜子里的夹板重新盖好，老棉袄和旧鞋子放回原处，关上柜门。屋里看上去还是那个样子——简简单单，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就是他要的效果。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橘黄色的光透过窗户纸照进来，把屋里烘得亮堂了一些。何雨柱换上去年补过袖口的那件棉袄——不是没好的，是没必要穿好的——把屋门锁好，出了四合院。
食堂在南锣鼓巷东边，走路过去要两站地。
这条路上他已经走了一年多，闭着眼睛都能走。早晨的巷子里到处都是动静——烧饼铺的炉火轰轰响，剃头挑子吱吱呀呀地晃着扁担，送煤球的骡车卡啦卡啦碾过青石板。空气里混杂着芝麻香、煤烟、还有牲口棚里那股永远散不干净的草料味。
何雨柱路过烧饼铺时，老板正往外搬炉子，见了他就抬手打了个招呼：“柱子，今儿上工去？”
“嗯，师傅让我今天回去。”
“好好干，你那师傅手艺在整条街上都是数得着的，跟着他能学真本事。”老板说着，从炉子里夹出一个刚出炉的芝麻烧饼，“拿着，路上吃。”
何雨柱接了烧饼，从兜里摸出两分钱搁在炉台上。老板不要，他也没收回去，转身走了。这种事在邻里之间常有，但他不愿欠人情——尤其是吃食上的人情。四合院那个地方，你今天白吃人家一个烧饼，明天就有人敢上门来“借”一袋白面。
食堂的大门刚开，灶房里已经开始冒烟了。
何雨柱从后门进去，换了一身旧工作服，把袖子挽到胳膊肘。灶房里几个学徒已经在了，有的在刷锅，有的在搬煤。大师傅老周站在灶台前，正用长柄铁勺搅着一大锅热水。老周今年五十出头，在食堂掌了十几年勺，这张灶台上的每一块砖他都摸过。
“来了？”老周没回头，听脚步声就知道是谁。
“来了，师傅。”何雨柱走过去，顺手拿起案板上的菜刀，开始切早上要用的大白菜。刀落下去，嗒嗒嗒，声音又脆又匀。老周侧过耳朵听了一阵，点了下头。
“保定的事都办妥了？”
“办妥了。”
“那就好。”老周把铁勺搁下，转过身来看了何雨柱一眼，“你小子这一趟回来，人瘦了一圈，眼睛倒是亮了。”
何雨柱笑了一下没接话，手底下的刀没停。白菜丝切得粗细均匀，每一根都在两根火柴棍之间，拢起来往盆里一拨，白生生地码了一层。
老周在旁边看了五分钟的刀工，忽然说了一句：“柱子，你这手艺又涨了。”
“都是师傅教的。”
“少拍马屁。”老周从兜里摸出烟袋，往烟锅里塞了撮烟丝，划了根火柴点上，嘬了两口才慢悠悠地说，“我没教你这么多。你这刀工，这火候，这个悟性……你以后不会待在这小食堂里。”
何雨柱没有接话，只是把切好的白菜装进盆里，又去洗下一筐萝卜。
他当然不会待在小食堂里。他心里装着的事，比这间灶房大得多。但这话不能说出来，也不必说出来。在这个年代，多说一句就是给别人递把柄，少说一句就是给自己留余地。
一上午的活干下来，何雨柱把灶上的十八般手艺都过了一遍。切、剁、片、拍，刀工稳准；炒、炖、焖、炸，火候精确。老周在边上看着，时不时点一句，但更多的是沉默——他教了十几年徒弟，何雨柱是第一个让他觉得没什么可教的。
中午开饭的时候，食堂里陆陆续续来了人。何雨柱在灶台后面忙着出菜，一勺一勺地往搪瓷盆里舀菜。白菜炖粉条、萝卜烧肉——肉不多，但切得薄，片片带皮，炒出来的油花子把粉条裹得亮晶晶的，闻着就香。
有人端着饭盆在窗口探头：“诶，你们食堂换师傅了？”
老周在灶台那头听见了，夹着烟袋笑了一声：“没换师傅，是徒弟开窍了。”
下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何雨柱换了衣服，在食堂后面的水池边洗了把脸。冰凉的井水激在脸上，把一天的油烟气冲了个七七八八。他从兜里摸出从家带的杂粮窝头，就着水管子灌了几口水，算是吃了晚饭。
夜校在东城区文化馆边上，从食堂走过去要三站地。何雨柱把步子放得快，二十分钟就到了。教室是一间平房，窗户上糊着旧报纸，屋里点了两盏煤油灯——电灯倒是有，但电压不稳，灯一亮一灭的，还不如煤油灯亮堂。
来上课的人陆陆续续到了，有工人、有学徒、有街道办的小干事，一共二十来个人，男的多女的少，年纪大的有三十多岁，小的和何雨柱差不多。大家找座位坐下，掏出课本和本子，有人在哈着热气暖手，有人在借着煤油灯的光翻书。
何雨柱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把语文课本摊开，又把铅笔拿出来削了削。今晚讲的是语法——主谓宾定状补，这些东西他后世上过学，底子还在，但还是要装作刚学的样子。低调，是最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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