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柱回到四九的第三天，易中海的判决下来了。
那天早晨，天上飘着细碎的雪粒子，打在脸上冰凉。南锣鼓巷的石板路被冻得硬邦邦的，走路都能听见鞋底磕在地上的脆响。何雨柱刚给何雨水做好早饭——一碗棒子面粥，两个窝头，一碟咸菜——就听见院门口有人扯着嗓子喊。
“何雨柱！街道办通知——你上法院去一趟！”
喊话的是街道办的小干事，就是上回蹬着自行车来通知王主任要上门的那位。这次他没骑车，站在院门口缩着脖子，棉袄领子竖得高高的，嘴里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往外冒。
何雨柱拉开门，冷风夹着雪粒子灌进来，打在脸上像细砂纸蹭过。他眯了眯眼：“什么事？”
“易中海的案子今天判，”小干事说，声音被风刮得有点飘，“王主任说了，你是受害人，得去旁听。法院在南城那边，你早点动身，别误了时辰。”
何雨柱点点头：“知道了。”
小干事又缩了缩脖子，转身小跑着走了，很快消失在巷子口那片灰扑扑的雪雾里。
何雨水从里屋探出头来，手里还捧着粥碗：“哥，易大爷的案子今天判？”
“嗯。”何雨柱关上门，把冷风挡在外面，“你在家待着，别往外跑。中午饭我要是回不来，灶台上有窝头，你自己热一热。”
何雨水抿了抿嘴，低头喝了一口粥，没说话。自从保定回来之后，她再也不问“易大爷真的那么坏吗”这种话了。在保定的那几天，她亲眼看见了何大清跟白寡妇住在一起的样子，亲耳听见了街道办的人和公安说的那些话，也知道了易中海到底做了什么。一个不到十二岁的小姑娘，在这件事里一下子长大了好几岁。
何雨柱套上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把领口的扣子扣严实，又往兜里揣了两个窝头当午饭，推门走了出去。
雪粒子还在下，不大，但密，打在脸上麻酥酥的。巷子里没什么人，南锣鼓巷口那家烧饼铺的炉子倒是生起来了，煤烟味混着烧饼的焦香，在冷风里飘了半条街。老板看见何雨柱，招呼了一声：“柱子，这大风天往外跑？”
“去趟南城，”何雨柱点了点头，“法院那边有点事。”
老板“哦”了一声，没再多问。何大清的事、易中海的事，这几个月在南锣鼓巷一带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谁都知道何家小子把亲爹和管事大爷都告了，还告赢了。什么样的说法都有——有人说何雨柱狠，有人说他冤，有人觉得这孩子太硬气，也有人觉得他不近人情。但不管外人怎么说，何雨柱都不在乎。
他踩着冻硬的石板路往公交站走，雪粒子落在肩膀上，落在棉帽的帽檐上，化成一滴滴细密的水珠。他脑子里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何大清的遗弃罪是板上钉钉的事，他自己在法庭上认了，没什么好说的。三年，不多不少，是刑法的正常量刑。易中海不一样——易中海不是直接遗弃者，他是主谋。白寡妇的供词已经把他钉死了：牵线搭桥、设圈套、唆使遗弃、制造仙人跳。这些罪名加起来，性质就变了。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是刑事犯罪，而且是情节恶劣的刑事犯罪。
何雨柱在公交车上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看着窗外灰蒙蒙的街景一路往南城滑过去。他想起在保定公安分局里看到的那份笔录——白寡妇交代得清清楚楚，易中海从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什么帮何家解决矛盾，而是要把何大清弄走，然后以“管事大爷”的身份接近何雨柱兄妹，一步步培养成养老工具。
这事最恶心的就是这一点。
不是打、不是骂、不是明着欺负人，而是算计——把一个人、一个家庭当成棋盘上的子来摆布，一切都算好了，每一步都想好了。何大清走了，何雨柱兄妹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到时候易中海站出来，帮一把手、说几句好话、送点吃的用的，两个孩子还不对他感恩戴德？再过几年，养老的事就顺理成章了。
这个算盘打得太精了。
可惜他算错了一件事——何雨柱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被他拿捏了十几年的傻柱了。
公交车在雪里晃晃悠悠地开了半个多钟头，到南城法院门口那条街的时候，雪粒子已经变成了细碎的雪花，飘在灰砖墙头上薄薄一层，像撒了一层面粉。法院是座老式的三层砖楼，门口有石阶，石阶两旁各蹲着一只石狮子，狮身上落满了雪，看起来倒比平时温顺了几分。
何雨柱走上石阶的时候，看见门口已经站了几个人。有穿蓝棉袄的干部模样的人，有戴着袖标的街道工作人员，还有两个穿着公安制服的人——那是保定来的，何雨柱认出了其中一张脸，就是那天在保定公安分局审讯何大清的那位。
那人也看见了他，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王德发也在。他站在台阶上面，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干部棉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边脸，手里夹着一支烟，烟头的火光在雪里时明时暗。看见何雨柱上来，他吐了口烟，语气不咸不淡地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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