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西郊，东大航空工业集团总部大楼，门口持枪哨兵站得笔直。
此时，八楼的领导会议室里，气氛却与这份肃穆格格不入，这里正在爆发一场激烈的争论。
“我不同意！这简直是胡闹！”
副总经理刘振邦一巴掌拍在会议桌上，震得茶杯盖跳起来又落下，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这位五十出头的老军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此刻脸色涨红，额头上青筋直跳。
他指着坐在对面的杨卫东：“老杨，你是不是越活越糊涂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航空工业是什么？是精密到极致的系统工程！”
“一颗螺丝钉的误差，都可能让一架价值几千万的战机坠毁！这是在拿飞行员的生命开玩笑！”
会议室里坐着十几个人，都是航空工业集团的领导班子成员。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杨卫东身上。
杨卫东昨天刚从宁北回来，今天就召开了这场紧急会议。
他提出的议题很简单，与红星厂合作，启动三代机关键技术预研。
但这个简单的议题，在航空工业集团这个庞然大物内部，毫无疑问掀起了滔天巨浪。
“刘总，您这话说得不对。”
杨卫东平静地反驳，但眼神锐利如刀。“红星厂怎么了？红星厂在高精尖领域突破的还少吗？”
“微光夜视仪，夜间作战距离从零到有，激光制导火箭炮，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他们的显示技术移动通讯技术……”
“这些难道不是成绩吗，不是在高精尖技术进行的突破？”
他顿了顿，环视众人：“更不用说，在民用领域，一个订单九十亿，在座各位，咱们集团下属上百家企业，哪一家能做到？”
“承认人家优秀，有这么困难？”
这话戳到了痛处。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语。
几个原本想附和刘振邦的人，此刻都闭上了嘴。
刘振邦脸色更难看：“民用是民用，军工是军工！”
“造电视机和造战斗机能一样吗？咱们搞了几十年航空，从歼-5到歼-7，哪一架不是摔出来的经验？”
“他红星厂才成立几年？有什么航空底蕴？”
“底蕴是积累出来的。”杨卫东寸步不让。“刘总，您知道红星厂现在什么规模吗？现在已经是上万人的大厂，年利润十几个亿。”
“更重要的是，他们敢投入——第一期就要投五个亿搞预研，咱们集团有这个魄力吗？”
“五个亿？”有人惊呼，“他们自己投？”
“真的假的，这可不是500万，5000万，是5个亿啊！”有领导难以置信，眼睛瞪得圆大。
“对，自己投，第一期5个亿不排除后续追加。”
杨卫东加重语气，“林默同志说了，国家现在困难，军费紧张，他们作为军工企业的一份子，愿意自筹经费，为国家解决难题。”
这话说得漂亮，但也让一些人心里不舒服。
系统总工程师王明远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说。
“卫东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战斗机的研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从气动设计，结构强度，动力系统，到航电，飞控，武器……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红星厂之前从来没有涉及过航空领域，突然插进来，恐怕……”
他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
不专业，不靠谱！
“王总工说得对。”刘振邦找到了支持。
“三代机的研发，咱们自己都没搞明白，拉上一个外行，这不是添乱吗？况且，上面现在也没有正式提出三代机的研发计划，咱们这么急着上马，是不是有点……越俎代庖？”
这话说得隐晦，但会议室里的人都听懂了弦外之音，没有上级指示，擅自启动这么大的项目，是政治风险。
刘振邦这话并非完全无理。
在原历史中，东大的三代机项目，“10号工程”，要到1981年，5月才正式立项。
此刻是1980年7月，距离正式立项还有十个月。
在这十个月里，航空工业集团内部，军方，以及更高层，都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和权衡。
杨卫东现在提出的，确实是一个超前且敏感的建议。
杨卫东冷笑一声：“等上面提出来？等上面提出来的时候，M国的F-15都服役十年了！老大哥的Su-27都快量产了！”
“我们呢？还在歼-7，歼-8上打转转！等人家四代机都出来了，我们连三代机都没有，到时候谁来保卫我们的领空？”
“把我们的天空交给其他人主宰吗？”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刘总，王总工，你们都是老航空人了，咱们的飞行员，开着二代机去拦截M国的SR-71黑鸟侦察机，是什么感受？”
“人家在三万米高空，咱们的飞机够不着！人家速度三马赫，咱们的飞机追不上！这种憋屈，你们没体会过吗？”
会议室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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