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到任家村当文书的第一天，就碰了个硬钉子。
任家村在北山辖下算个大村，三百多户，村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姓任，村里人都叫他任老倔。这人倒不坏，就是认死理，觉得“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见石头才十五岁，瘦得像根豆芽菜，任老倔脸就拉下来了：“民事司没人了？派个娃娃来管账？”
石头憋红了脸，把腰牌和委任书递上：“任村长，俺是考上的。”
“考上？”任老倔瞥了眼腰牌，“认几个字，打几下算盘，就真会办事了？村里的账，那是几十年糊涂粥，你搅得清？”
石头没争辩，只问：“账册在哪？俺看看。”
账册堆在祠堂厢房的破木箱里，足有十几本，纸页发黄，墨迹深浅不一。石头一本本搬出来，在院里的石磨上摊开，一看就头大——这账记的，简直就是天书。有画圈代粮的，有写别字的，还有干脆空着只按手印的。
任老倔抱着胳膊在旁边看笑话。村里几个老人也围过来，嘀嘀咕咕：“这娃娃，能行吗？”
石头不说话，搬个小板凳坐下，掏出自备的炭笔和草纸，从最早的一本开始，一笔笔誊抄、核对。看不懂的就问：“任爷爷，这个‘○三’是啥意思？”
“那是三石粮！”
“那这个‘△五’呢？”
“……五斗豆。”
问多了，任老倔烦了：“自己琢磨去！”
石头真就自己琢磨。他堂哥石墩子说过，工匠看料，要看纹路、看茬口。账也一样，再乱的账，总有规律。他发现，凡画圈的，都是粮食；画三角的，是豆类；画方块的，是钱。虽然粗糙，但能理。
他一连理了三天，饿了啃干粮，困了趴桌上眯会儿。到第四天，居然把最近三年的收支理出了个大概。当他把一张汇总表摊在任老倔面前时，老汉眼睛瞪大了。
表上清清楚楚：某年收公粮多少，支修路多少，支挖渠多少，结余多少。甚至连一笔“丢账”——前年修祠堂短少的二石粮，都被石头从旧账缝里找出来了：原来是被当时管账的任老三“暂借”了，一直没还。
“这……这你都扒出来了？”任老倔声音有点抖。
“账记得乱，但数都在。”石头指着表，“任爷爷您看，咱们村每年结余粮，加起来有十八石，一直没动。今年春旱，是不是该拿出来买水车？”
任老倔盯着表，看了又看，忽然一巴掌拍在石磨上：“好小子！是块料！”
从那天起，任老倔态度变了。不仅把账箱钥匙给了石头，还逢人就夸：“民事司派来的小文书，是这个！”竖大拇指。
石头也没闲着。他把账理清后，做了三件事：一、新账本改用表格，收、支、余一目了然；二、教村里两个机灵后生记账，说“不能总靠外人”；三、每月初一张榜，把上月收支贴在祠堂外，让全村人看。
百姓起初看热闹，后来发现这榜真有用——谁家该出多少工，该领多少粮，写得明明白白，想扯皮都没处扯。
几乎同时，春妮在李家庄也遇到了类似挑战。
她年纪小，又是女孩，村里有些老汉不服。春妮不硬顶，她先找自己最熟的几户人家，帮他们算田亩、看契约。有户人家的租契被地主改了个字，“三成租”变成了“五成租”，春妮一眼看出来，当场指正，帮那家一年省下两石粮。
这事传开，找春妮的人排起了队。她来者不拒，白天在村塾教孩子，早晚帮村民看文书，忙得脚不沾地。她娘心疼：“妮儿，歇歇吧。”春妮摇头：“娘，俺多做点，就少一户人家吃亏。”
最让她有成就感的，是帮村里十几个妇人组了个“识字会”。每晚饭后，妇人们聚在祠堂厢房，春妮教她们认常用的字：租、税、借、还、斗、石……虽进展慢，但妇人们学得认真。有个大娘学会写自己名字后，哭了半宿：“活了五十年，总算不是‘某某氏’了。”
相比石头和春妮，赵诚在民事司的挑战更大些。他要面对的不再是单一村账，而是整个北山的钱粮大账。冯友德交给他第一个任务：核算春耕种子发放。
这事牵涉三十七个村，种子品类、数量、发放对象、回收办法……千头万绪。赵诚把自己关在屋里五天，做出了三样东西：一、总册，各村种子数一目了然；二、分户账，谁领什么、领多少、何时还，清清楚楚；三、流程图，从申请到发放到回收，步步有据。
冯友德看了，叹为观止：“老赵，你这套法子，比县衙户房强十倍。”
赵诚苦笑：“冯先生，我在边军管粮饷时，若账不清，当兵的就要饿肚子。那是要命的事，不敢马虎。”
三人各显其能，消息陆续传回鹰嘴崖。李根柱听了汇报，对冯友德说：“年轻人用好了，是股活水。但光靠他们不够——各村那些老人，经验多，威望高，得用起来。”
冯友德点头：“正想跟您说。任家村的任老倔，现在逢人就夸石头；李家庄几个老族长，看春妮的眼神都变了。这些老人，若真愿意出力，比咱们派十个民事官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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