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东市新港区检察院的办公楼主楼挂着“公正司法”的鎏金大字，在秋日的阳光下晃得人眼晕眩。副检察长杨胜生每次从楼下走过，都会下意识地整一整藏青色的检察制服，胸前的检徽擦得锃亮，像是要用这抹金属光泽，遮住心里那些见不得光的褶皱。
杨胜生是院里的老人了，从书记员干到公诉科科长，再到副检察长，分管刑事执行检察和民事行政检察，整整二十年。院里的年轻人都敬他，说他办案子“稳、准、狠”，当年办理的“麦氏兄弟涉黑案”，硬是顶住压力把两个盘踞城区多年的恶霸送进了监狱，那时的他，是区检察院里响当当的“正义标杆”。
“杨检，晚上有个局，是城建局的李局长组的，说想跟您聊聊。”办公室的小张敲开了杨胜生的门，手里捏着一张烫金的邀请函，语气里带着几分小心翼翼。杨胜生手里正翻着一份刑事执行监督报告，头也没抬，“什么局？我晚上要写报告，不去。”
小张没走，搓着手站在原地，“李局长说，是关于城北拆迁的案子，您不是一直关注这个吗？他还说……带了点‘心意’。”杨胜生的笔顿了一下，城北拆迁案他确实上心，几个拆迁户不服补偿款，告到了区法院，区法院驳回后，又申请区检察院监督，案子正好在他分管的民行科手里。他抬眼看向小张，“告诉李局长，案子按程序走，心意我心领了，局就不去了。”
小张点点头退了出去，杨胜生却没了写报告的心思。他靠在椅背上，看着墙上的“检察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挠着。儿子杨向明明年要出国留学，光是保证金就需要四十万，妻子的药店这几年生意不好，处处需要钱。他每个月的工资就那么多，除去房贷和日常开销，根本攒不下多少。李局长的“心意”，他不是不知道是什么，可他是副检察长，是监督别人守法的人，自己怎么能先破了规矩？
可没过几天，李局长还是找到了他。在一家隐蔽的私房菜馆里，包厢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李局长把一个厚厚的信封推到他面前，“杨检，城北的案子，还得您多费心。这钱不是给您的，是给向明出国留学的‘学费补助’，您别嫌少。”
杨胜生的手放在信封上，能感觉到里面钞票的厚度，指尖微微发烫。他想推开，可脑子里却闪过儿子期待的眼神，闪过妻子为了药店生意唉声叹气的样子。“李局长，案子我会依法监督，钱你拿回去。”他嘴上这么说，手却没动。
李局长笑了，端起酒杯递过来，“杨检，都是成年人，别这么见外。你帮我，我也帮你，咱们互相搭个手，不算违规。再说了，拆迁户那边我已经谈好了，你这边只要‘按程序’走，大家都好。”
那天晚上，杨胜生喝多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收下那个信封的，只记得回家后把信封锁进了衣柜的抽屉里，整夜没睡，听着窗外的风声，总觉得像是有人在盯着他。从那以后，他变了。
城北拆迁案的监督报告递上来时，民行科的科长老王特意来找他，“杨检，这个案子有问题，拆迁补偿标准明显偏低，法院的判决不合理，咱们应该提出抗诉。”杨胜生翻着报告，手指在“抗诉建议”那几个字上划过，“老王，再查一查，是不是有什么遗漏的证据？拆迁户那边有没有签过补充协议？”
老王愣了一下，“查过了，没有补充协议，补偿款确实不到位。”杨胜生放下报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再等等， 拆迁户和城建局还在协商，咱们别急于下结论，以免影响政府工作。”老王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疑惑，以前的杨检不是这样的，只要案子有问题，哪怕顶着天大的压力也要查到底，可现在……他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没过多久，城北拆迁案的监督决定下来了——不支持抗诉。拆迁户们气不过，跑到检察院门口闹事，杨胜生躲在办公室里，不敢出去见他们。他看着窗外那些举着牌子的老百姓，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可一想到抽屉里的钱，想到儿子的学费，他又硬起了心肠。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慢慢地，找杨胜生“办事”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为了让检察院不批捕自己的亲戚，提着现金找上门；有人为了让法院的判决不被抗诉，送来了名贵的字画和手表；甚至还有涉黑团伙的人，通过中间人联系他，想让他在办理涉黑案件时“手下留情”。
一开始，杨胜生还会犹豫，会害怕，可每次收到钱，看到妻子和儿子开心的样子，他就觉得“值得”。他开始频繁地参加各种饭局，接受各种贿赂，衣服从以前的平价西装换成了名牌，手腕上戴上了昂贵的手表，连说话的语气都变得傲慢起来。院里的同事们看他的眼神变了，以前的尊敬变成了疏远，可他不在乎，他觉得自己手里有权力，别人不敢对他怎么样。
直到去年冬天，区里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涉黑案件。以郑虎为首的涉黑团伙，在区里敲诈勒索、故意伤害、非法采矿，民愤极大。区公安分局侦查终结后，把案子移送到了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案子正好在杨胜生分管的公诉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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