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看着档案,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轴?行,我上报区委,成立联合调查组。但你要想清楚,谢松明在基层干了三十年,认识的人多,关系网复杂,你这么做,会得罪很多人,以后在机关不好立足。”
“我不怕。” 王正说,“我来政法委,不是为了立足,是为了守住原则。如果因为怕得罪人,就放任这些事发生,那‘三打两建’还有什么意义?”
联合调查组很快成立了,由区纪委、公安、政法委组成,王正作为秘书,负责记录、协调。消息传到城南,谢松明第一时间找到了王正的办公室。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一进门就拍着桌子骂:“王正,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敢查我的底?我在城南干了三十年,没我,那片地能有今天?你现在倒好,拿着一封破举报信,就想把我拉下水?我告诉你,识相的,赶紧把材料撤了,不然我让你在区政法委待不下去!”
王正坐在椅子上,没动,也没生气,只是平静地说:“谢主任,调查组是区委批准成立的,不是我能决定的。如果你没问题,何必怕调查?如果你有问题,就算我撤了材料,也躲不过去。”
“你!” 谢松明气得脸通红,指着王正的鼻子,“好,你有种!咱们走着瞧!” 说完,他摔门而去,门框都震得嗡嗡响。
从那以后,王正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办公室的门锁被人撬过,里面的文件被翻得乱七八糟;他起草的文件,总会被挑出各种 “错误”,要么是格式不对,要么是用词不当,来回修改了十几次还通不过;就连食堂的大师傅,给他打饭的时候,也总是少盛一勺菜,还阴阳怪气地说:“有些人啊,太狂了,不知道天高地厚。”
有次王正去区里送材料,区政法委的一个干事拉着他说:“小王,听我一句劝,别跟谢主任作对。他跟市里的几个领导都熟,你斗不过他的。之前有个记者想查城南的事,没几天就被调走了,你一个秘书,能扛得住吗?”
王正笑了笑:“谢谢关心,但我既然做了这件事,就不能半途而废。”
调查组进驻城南后,遇到的阻力比想象中还大。村民们要么闭口不谈,要么说 “没问题,补偿款都拿到了”,有的人甚至还帮谢松明说话。王正知道,村民们是怕了,赖虎的人之前放话说,谁敢乱说话,就砸谁家的门,让谁在城南待不下去。
王正没放弃,他带着两名干警,挨家挨户走访。白天没人敢开门,他们就晚上去,穿着便服,提着水果,坐在村民的客厅上,跟他们拉家常。有次去孟为民家里,孟为民的老伴一看见他们,就哭了:“王秘书,不是我们不想说,是不敢说啊。赖虎的人说了,谁敢告状,就把我们的孙子掳走。我们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孙子,不能出事啊。”
王正握着老人的手,心里发酸:“阿姨,您放心,我们会保护你们的安全。这次调查组是区委批准的,一定能把赖虎和他的保护伞揪出来,还你们一个公道。如果你们现在不说,以后赖虎和谢松明还会欺负更多的人,你们的孙子,以后也可能会遇到这种事。”
老人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拿出了一张银行卡:“这是谢松明让赖虎给我的,说只要我不告状,每个月给我一千块。可这钱,我们不敢花,心里不安啊。”
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开口,证据也越来越多。调查组查到,赖虎的公司没有任何资质,却承包了城南征地的所有拆迁工程,还强揽了附近几个楼盘的建材供应,凡是不买他建材的开发商,工地都会“恰巧”出现事故。而谢松明,每年从赖虎那里拿的好处费,就有六十多万,他儿子在赖虎公司当经理,每个月的工资是三万,却从来没去过公司上班。
更严重的是,2011 年,有个叫劳亚贵的村民,因为带头反对征地,被赖虎的人打成了重伤,至今还躺在医院里。谢松明不仅压下了这件事,还伪造了劳亚贵“醉酒闹事,自己摔伤”的证明,让赖虎的人逍遥法外。
当调查组将逮捕令送到谢松明面前时,他正在办公室里喝茶,手里拿着一个紫砂壶。看到逮捕令,他手里的壶 “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不可能,” 他喃喃自语,“杨书记不会让你们抓我的,他是我的老领导……”
王正站在旁边,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心里没有丝毫快感,只有一种沉重。谢松明在基层干了三十年,曾经也是个为民办事的好干部,可最后却因为贪念,走上了不归路。
赖虎的团伙很快就被打掉了,他手下的十多个成员,全部被逮捕。城南的征地补偿款,重新进行了核算,足额发放到了村民手里。劳亚贵的医药费,由政府全额承担,伤人的凶手,也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三打两建” 专项行动,因为城南案件的突破,取得了重大进展。区里召开了表彰大会,杨健在会上说:“这次行动能成功,离不开调查组的努力,更离不开王正同志的坚持。他作为政法秘书,守住了原则,定住了压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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