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看着档案，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轴？行，我上报区委，成立联合调查组。但你要想清楚，谢松明在基层干了三十年，认识的人多，关系网复杂，你这么做，会得罪很多人，以后在机关不好立足。”
“我不怕。” 王正说，“我来政法委，不是为了立足，是为了守住原则。如果因为怕得罪人，就放任这些事发生，那‘三打两建’还有什么意义？”
联合调查组很快成立了，由区纪委、公安、政法委组成，王正作为秘书，负责记录、协调。消息传到城南，谢松明第一时间找到了王正的办公室。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一进门就拍着桌子骂：“王正，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敢查我的底？我在城南干了三十年，没我，那片地能有今天？你现在倒好，拿着一封破举报信，就想把我拉下水？我告诉你，识相的，赶紧把材料撤了，不然我让你在区政法委待不下去！”
王正坐在椅子上，没动，也没生气，只是平静地说：“谢主任，调查组是区委批准成立的，不是我能决定的。如果你没问题，何必怕调查？如果你有问题，就算我撤了材料，也躲不过去。”
“你！” 谢松明气得脸通红，指着王正的鼻子，“好，你有种！咱们走着瞧！” 说完，他摔门而去，门框都震得嗡嗡响。
从那以后，王正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办公室的门锁被人撬过，里面的文件被翻得乱七八糟；他起草的文件，总会被挑出各种 “错误”，要么是格式不对，要么是用词不当，来回修改了十几次还通不过；就连食堂的大师傅，给他打饭的时候，也总是少盛一勺菜，还阴阳怪气地说：“有些人啊，太狂了，不知道天高地厚。”
有次王正去区里送材料，区政法委的一个干事拉着他说：“小王，听我一句劝，别跟谢主任作对。他跟市里的几个领导都熟，你斗不过他的。之前有个记者想查城南的事，没几天就被调走了，你一个秘书，能扛得住吗？”
王正笑了笑：“谢谢关心，但我既然做了这件事，就不能半途而废。”
调查组进驻城南后，遇到的阻力比想象中还大。村民们要么闭口不谈，要么说 “没问题，补偿款都拿到了”，有的人甚至还帮谢松明说话。王正知道，村民们是怕了，赖虎的人之前放话说，谁敢乱说话，就砸谁家的门，让谁在城南待不下去。
王正没放弃，他带着两名干警，挨家挨户走访。白天没人敢开门，他们就晚上去，穿着便服，提着水果，坐在村民的客厅上，跟他们拉家常。有次去孟为民家里，孟为民的老伴一看见他们，就哭了：“王秘书，不是我们不想说，是不敢说啊。赖虎的人说了，谁敢告状，就把我们的孙子掳走。我们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孙子，不能出事啊。”
王正握着老人的手，心里发酸：“阿姨，您放心，我们会保护你们的安全。这次调查组是区委批准的，一定能把赖虎和他的保护伞揪出来，还你们一个公道。如果你们现在不说，以后赖虎和谢松明还会欺负更多的人，你们的孙子，以后也可能会遇到这种事。”
老人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拿出了一张银行卡：“这是谢松明让赖虎给我的，说只要我不告状，每个月给我一千块。可这钱，我们不敢花，心里不安啊。”
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开口，证据也越来越多。调查组查到，赖虎的公司没有任何资质，却承包了城南征地的所有拆迁工程，还强揽了附近几个楼盘的建材供应，凡是不买他建材的开发商，工地都会“恰巧”出现事故。而谢松明，每年从赖虎那里拿的好处费，就有六十多万，他儿子在赖虎公司当经理，每个月的工资是三万，却从来没去过公司上班。
更严重的是，2011 年，有个叫劳亚贵的村民，因为带头反对征地，被赖虎的人打成了重伤，至今还躺在医院里。谢松明不仅压下了这件事，还伪造了劳亚贵“醉酒闹事，自己摔伤”的证明，让赖虎的人逍遥法外。
当调查组将逮捕令送到谢松明面前时，他正在办公室里喝茶，手里拿着一个紫砂壶。看到逮捕令，他手里的壶 “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不可能，” 他喃喃自语，“杨书记不会让你们抓我的，他是我的老领导……”
王正站在旁边，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心里没有丝毫快感，只有一种沉重。谢松明在基层干了三十年，曾经也是个为民办事的好干部，可最后却因为贪念，走上了不归路。
赖虎的团伙很快就被打掉了，他手下的十多个成员，全部被逮捕。城南的征地补偿款，重新进行了核算，足额发放到了村民手里。劳亚贵的医药费，由政府全额承担，伤人的凶手，也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三打两建” 专项行动，因为城南案件的突破，取得了重大进展。区里召开了表彰大会，杨健在会上说：“这次行动能成功，离不开调查组的努力，更离不开王正同志的坚持。他作为政法秘书，守住了原则，定住了压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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