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有针对性地做好茂东市新港区委政法委工作，开好局，打好新时期平安新港、法治新港工作，为新港区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经请示茂东市新港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梁东同意，决定组成政法工作调研组，由我担任组长，从区政法委办公室和区政法各单位抽调笔杆子，用一天时间，深入新港区政法各单位和基层队所进行调研。
我把褪色的帆布包往副驾驶座一扔，发动了那辆跑了十二万公里的帕萨特。车载电台里正播报着新区的建设快讯，高楼拔地而起的声音仿佛就飘在车窗外面，可我要去的地方，却是这片热土上最需要沉下心来倾听的角落——政法调研的第一站，城南派出所。
车刚拐进派出所门口的巷子，就看见年轻民警小王蹲在值班室门口啃包子，警服上还沾着昨夜出警时蹭到的泥点。“王组长，您可算来了。”小王慌忙把最后一口包子咽下去，手里的豆浆被捏得皱巴巴的，“所里今早刚处理完一起邻里纠纷，老张师傅正跟当事人做调解呢，我这就带您过去。”
我摆摆手，示意不用急。我打量着这间新建的派出所，墙面上挂着的“枫桥经验示范岗”锦旗边角已经卷起，走廊里的公告栏贴满了反诈宣传海报，最底下那张“民警值班表”上，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画着密密麻麻的对勾，标注着加班的天数。“先不用找你们所长，带我去值班室坐会儿，咱们随便聊聊。”
值班室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桌上的保温杯里泡着枸杞，旁边堆着一摞厚厚的案卷。我翻开最上面的一本，是上个月处理的一起电信诈骗案，嫌疑人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受害者是位独居老人。案卷里的询问笔录写得工工整整，每一页都有办案民警的签名，可在“案件反思”那栏，只有潦草的几个字：“反诈宣传仍需深入，老年人防范意识薄弱。”
“这案子后来怎么样了？” 我指着案卷问小李。小王挠了挠头，脸上露出几分无奈：“钱追回来一部分，可老人家里就她一个人，儿子在外地打工，出事后天天哭，我们去回访了三次，每次都得陪她聊上大半天。所里人手少，平时出警、办案、值班连轴转，有时候想好好做个回访，都抽不出时间。”
正说着，所长老李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个笔记本，额头上渗着汗珠。“王组长，实在对不住，让您久等了。”老李的声音有些沙哑，眼睛里布满血丝，“刚调解完那起邻里纠纷，两家人因为宅基地的事吵了半年，今天总算签了调解协议。您看，这是咱们这次调研需要的队伍建设材料，我连夜整理出来的。”
我接过笔记本，翻开一看，里面详细记录了派出所民警的基本情况：全所共11名民警，平均年龄33岁，其中4人是今年刚入职的新警，5人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去年共办理行政案件186起、刑事案件42起，调解各类纠纷230余起。可在“存在问题”那一页，老李只写了“警力不足，年轻民警办案经验欠缺”这一句话。
“老李，你们所里的办案水平，从这些案卷能看出来，基本功是扎实的。” 我合上笔记本，语气诚恳地说：“但队伍建设不能只看数据，年轻民警的成长，得有传帮带，也得有学习的机会。你看小王，刚入职一年，处理的案子不少，可案卷里的反思太简单了，这不是应付，是没时间沉淀啊。”
老李叹了口气，往椅子上一坐，疲惫地揉了揉肩膀：“王组长，您说的我都懂。所里就这么些人，新区发展快，流动人口多，每天的警情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别说让他们沉淀了，能按时把案子办完、把纠纷调解好，就已经不错了。去年像派新警小王去参加市局组织的办案培训，结果所里一忙，愣是没去成。”
我没再说话，只是把老李的笔记本和那些案卷小心翼翼地放进帆布包。他知道，这些看似简单的记录背后，藏着基层民警太多的无奈。离开城南派出所时，已经是中午，小王正在门口给一位老人登记户口，阳光照在他年轻的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可他的笑容却很真诚。
调研的第二站，是新港区法院。走进立案大厅，我就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了：自助立案机前排着长队，导诉员耐心地给当事人讲解着流程，墙上的电子屏滚动显示着案件的开庭信息。民事审判庭的邱法官正在开庭，我悄悄坐在了旁听席的最后一排。
这是一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原告是一对年轻夫妇，被告是开发商。原告称开发商逾期交房，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被告则辩称逾期交房是因为疫情影响，属于不可抗力。庭审过程中，邱法官思路清晰，把控着庭审的节奏，对双方提交的证据一一进行质证，偶尔还会提醒当事人注意发言秩序。
庭审结束后，邱法官回到办公室，刚端起杯子想喝口水，就看见我走了进来。“王组长，您怎么来了？” 邱法官有些意外，连忙放下杯子，“我这还有几个案子的判决书没写，下午还要开一个庭，可能没时间好好陪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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