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的清华园，空气里开始浮起暑气。近春园的第四次集会刚结束，陆文渊在黑板上写下的最后一行公式还冒着粉笔灰：“芯片集成度每18个月翻一番”——这个来自肖向东记忆中的“摩尔定律”，被陆文渊用1978年能理解的语言，改写成了“半导体器件微型化趋势的指数模型”。
“但这太激进了，”杨志远擦着眼镜说，“按这个速度，十年后计算机就能装进手提箱？现在的104机还占着一整个房间。”
“所以我们需要更系统的论述，”肖向东收起笔记本，“不能只谈技术本身，要谈技术如何改变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就像……”
他顿了顿，想起穿越前读过的那本《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就像纺织机不只是织布更快，它催生了工厂制、改变了城乡关系。我们正在经历的，可能是一场更深层的变化。”
方文敏突然抬起头：“那你应该写出来。”
“什么？”
“把你的想法系统化，写成一篇文章。”她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着光，“不写那些具体的技术预言，写方法论——写我们该如何思考‘变化’本身。这样的文章，才有可能通过审查，被更多人看到。”
那天夜里，肖向东在宿舍熄灯后，打着手电筒趴在床上，开始起草一篇他思考已久的文章：《系统论与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一种动态复杂系统的视角》。
他避开了所有具体的技术预言，只谈思维框架：如何用系统论的反馈循环分析经济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如何用“路径依赖”概念解释为什么有些改革容易推进、有些则举步维艰；如何借鉴控制论中的“自适应调节”思想，设计更具弹性的政策试点机制……
他写得很克制，每一段都引用了当时国内已经公开出版的着作——钱学森的系统工程论文、华罗庚的统筹法文章、甚至《人民日报》上关于“实事求是”的社论。那些超前的思想被精心包裹在正统的学术语言里，像一颗未来种子裹着当下的外壳。
五月底，他把三万字的初稿交给周振华教授时，手心微微出汗。
“这是什么？”周教授从眼镜上方看他。
“一些关于……系统思维与现代化建设的粗浅想法。”肖向东措辞谨慎，“想请您看看，是否值得进一步修改。”
周教授翻了前几页，眉头渐渐皱起——不是不满，而是那种面对复杂棋局时的专注。他看了整整十分钟，才抬起头：“你从哪里学到的这些概念？路径依赖？非线性反馈？”
“自己琢磨的，”肖向东说，“在北大荒时，我们维修农机，发现一个小零件损坏会导致整个系统瘫痪，就想到……社会系统可能也有类似的脆弱性。”
半真半假的回答。周教授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最终说：“稿子放我这里。一周后给你答复。”
那一周格外漫长。
肖向东按惯例每周去图书馆查阅《自然辩证法通讯》。五月最后一期的第47页，右下角出现了他等待已久的标记：一个精致的红十字，旁边用极细的铅笔写着：“生物电信号研究进展，见本期P23。”
他翻到第23页，是一篇翻译文章《生物控制论在医学中的应用前景》。文章边缘，有人用铅笔轻轻画了条线——那是林美娟的标记。她在告诉他：这篇文章可能对你有所启发。
肖向东在同一个位置，用钢笔在旁边画了一个小齿轮，写下：“收到。系统论可能为此提供框架。”然后，几乎是下意识地，他在页脚加了短短一句：“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系统思维。或许你会感兴趣。”
写完他就后悔了。这超出了他们约定的“弱联系”范畴。但笔迹已干，无法擦去。
第六天下午，周教授托人带话：晚上去他家一趟。
周振华住在清华照澜院的老教授区。肖向东敲门时，听到里面传来争论声——不止周教授一个人。
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多岁、学者模样的女性，穿着朴素的中山装，眼神锐利。“你就是肖向东？”她打量着他，“进来吧。”
客厅里除了周教授，还有两位陌生人。一位是头发花白的老者，正戴着老花镜看稿子——肖向东认出，那是他交给周教授的论文。另一位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干部，坐姿笔挺，面前摊着笔记本。
“坐。”周教授指了指沙发，“这位是社科院的李默研究员，这位是政策研究室的赵同志。”没有全名，只有姓氏和单位。
李默研究员摘下眼镜：“肖同学，你这篇文章……很有意思。‘路径依赖’这个概念，你是从哪里接触到的？”
“自己推想的，”肖向东稳住呼吸，“观察农村生产责任制试点时发现，那些历史上集体化程度深的地区，推行起来就更困难。就想到可能有一种‘历史惯性’在起作用，于是找了数学中的‘马尔可夫链’模型来类比……”
他讲得很谨慎，每一步推理都尽量引向当时公开可查的知识来源。那位赵同志飞快地记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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