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饱了闲着没事干的谢听渊，默默坐到床边，吸收起剧情和原身记忆。
现在是八二年，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开始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但体制内的正式工仍然是大家眼中的铁饭碗香饽饽。
谢家人住在华东靠海的小县城里，谢父在纺织厂做修机意外工伤早逝，厂里出于体恤没有收回分配的房子，还给了个正式工名额接替谢父的班。
谢老大和谢建军只相差一岁，两人自然都想要这个正式工名额，为此谁也不服谁，闹得不可开交，但谢母觉得以后要跟着老大养老，加上更喜欢谢建军的谢父已经去世，谢母干脆直接将工作给了谢老大。
那时候正逢知青下乡，谢建军没能如愿得到那份工作，又被谢母逼着知青大流下乡支援建设，好在他脑子活络嘴也甜，靠着偷偷帮人捎带些紧俏的商品，或是倒腾点农产品，才赚点钱维持生活。
等到和村里大队长闺女李晓红看对眼后，日子就更舒坦了些，一直等到回城风声传来，谢建军带着李晓红和刚满十岁的原主一起回到了县城。
此时的谢老大有高级职工的工资，娶了同厂女工宋大嫂，虽然只生了两个女儿，但是大女儿却是个美名在外的福宝；反观谢建军是个投机倒把的混子，又娶了个粗鄙爱占便宜的村妇，虽然生了个儿子，但谢母却压根看不上眼。
县里的生活并不简单，自小生活在农村的原主面对谢母的偏心、大伯母的轻视、还有出生就带着福女名号堂姐谢玲玲的排挤与轻视，一度感觉到格格不入与自卑。
李晓红心疼儿子也知道丈夫的往事，于是处处争抢，与大房关系更加恶劣。
相比之下同样下乡回城的谢老三一家，却因为讨好大房，日子过得反而要比二房好上一些，谢老三得了个看仓库的临时工作，三房的孩子也偶尔能得到谢玲玲施舍的旧文具和零食。
原主年纪小又单蠢，看不见李晓红与谢母和大伯母撒泼是在为他争取利益，也看不见父亲谢建军错失工作被逼下乡寻找机会的辛苦，反而觉得父母不知变通，只会硬碰硬地惹人嫌，羡慕谢玲玲干净体面的生活，羡慕三房的孩子说两句好话就能得到好处。
再加上谢玲玲时常出现的好运，原主瞒着父母，私下向谢玲玲和大伯母示好，得了点蝇头小利，压根不知大房对他只是利用和看笑话。
和大房亲近后，原主打心底里就开始瞧不上自己父母，觉得两人上不得台面，偶尔口头上画两张大饼，心中却开始渐渐疏远，恨不得给大伯当儿子。
李晓红和谢建军还当是孩子大了有心事，浑然不知原主已经倒戈大房，在听到两人谈话后，立即透露出消息，然后在谢母和大伯母的哄骗下，偷拿了谢建军原本准备南下做生意的本钱，交给谢母当作家用。
事后原主得到了大伯随手奖励的钢笔，甚至还在说服自我中，产生了扭曲的正义感，认为告密是在帮父母迷途知返，走向人生正轨。
谢建军虽然生气，但也只是觉得可能是大房花言巧语带坏了孩子，干脆带着原主和李晓红离开了谢家在外面租房住，李晓红在家照顾儿子，谢建军早出晚归琢磨新门路，然而这样的日子更激发了原主的逆反心理。
尤其是当他被大伯有意无意的挑拨，谢母话里话外的试探，还有谢玲玲假装关心实则充满优越感的嘲讽，让原本就扭曲的羞耻心和对父母的怨怼越来越深。
谢建军和李晓红不是没有察觉儿子的疏远和阴郁，只能变着法的给原主做好吃的，挤出钱来买流行的新书和衣服。
但原主压根不领情，尤其是在谢建军再一次说起要去南方时，想起谢玲玲‘无意’中提起国家要严抓走私，心里忽然冒出个可怕的念头：只要父亲彻底失败，断了邪门歪道的念想，或许就能回到正轨，像大伯一样找个正经工作。
于是在谢建军东拼西凑，满怀希望地准备和兄弟一起南下时，几名公职人员出现将他带走，原因是有人匿名举报他们从事走私活动。
虽然证据不足，且严打风头已过，但谢建军以前投机倒把的事情还是被翻了出来，加上举报原因，被抓后立为典型重判十年。
消息传来时，李晓红还在给人缝补衣服赚零花钱，当场就晕了过去，醒来后没了原本三个多月的身孕。
只有原主知道举报信是谢玲玲说，自己模仿大人笔记写的，他怀揣着拨乱反正的希望，却只等来母亲一夜白头跳河自尽、家庭彻底破碎，以及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和鄙夷。
谢老大借此跳出来做好人，假装宽宏大量的收留，实则将原主当成了免费佣人和对外彰显仁义美名的工具，从此原主彻彻底底沦为谢玲玲这个福女堂姐的对照组。
谢玲玲独具眼光设计了几款新式衬衫领子花样，和纺织厂合作不少订单，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还嫁给了纺织厂厂长的儿子，风光无限。
而原主虽然靠着勉强进到国营厂工作，可没两年就因为小偷小摸被裁员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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