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枢密院签押房
烛火通明，已近子时。
范质放下手中的笔，揉了揉发涩的眼角。案上堆着的文书分作三叠：左边是北线军报，中间是各州春耕奏疏，右边则是明日天子启程巡幸洛阳的一应仪程细则。
身为枢密使，他本该专注军务。可自柴荣登基以来，政事堂与枢密院的界限日渐模糊——天子常说“军政本是一体”，许多民事决策也会让他参详。这是信任，也是重担。
“范相，夜深了。”值夜的书吏轻声提醒，端上一碗温热的黍粥。
范质摆摆手，目光落在北线军报上最厚的那一份——壶关赵匡胤所呈。报中详细写了野狐峪之战的细节、伤亡名录、以及正在执行的“云州营救”方略。字迹刚劲有力，条理清晰，与半年前那个在杀虎口惨败后写的请罪奏疏判若两人。
“这个赵匡胤……”范质喃喃自语。
他记得此人。显德元年正月，高平之战前，此人还只是个殿前都虞候。是柴荣力排众议，擢其为侍卫司将领，授以实权。当时朝中颇有微词，说天子任人唯亲、不重资历。
可短短三月，赵匡胤先败后胜，在野狐峪用十一人的代价烧了契丹粮道，救回被俘士卒。如今更谋划深入云州劫营——这般胆略，这般不惜士卒死也要救袍泽的作风，在五代乱世里，实属异类。
“怕是只有今上，才敢用这样的人，也才配用这样的人。”范质叹了口气，端起黍粥喝了一口。
温热的粥顺着喉咙滑下，稍稍驱散了春夜的寒意。他不由想起白日朝会后，薛居正邀他去府中“品新茶”的情形。
薛府的书房里，除了薛居正，还有御史中丞刘温叟、户部侍郎李昉。四人围坐，仆人奉上的却不是新茶，而是窖藏的剑南烧春。
“范相以为，今日朝会如何？”薛居正亲自斟酒。
范质沉默片刻：“天子咳疾似有转机。”
“我问的是新政。”薛居正放下酒壶，“淮南清丈，濠州民变，王朴请斩三十九人——范相觉得，这般行事，真是治国之道么？”
刘温叟接话：“自唐末以来，天下纷乱百年，根子就在‘苛政猛于虎’。今上登基未满一季，便要清丈田亩、清查隐户，这与当年王莽改制何异？只怕逼反的不仅是淮南豪强，更是天下士民之心。”
范质看着杯中晃动的酒液，缓缓道：“诸位有话，不妨直说。”
三人对视一眼。
李昉开口：“范相，你是先帝托孤之臣，当知为臣者不仅要从君命，更要以正道匡扶君心。今上……毕竟久在民间，登基又受奸人投毒所害，心性难免偏激。吾等身为老臣，岂能坐视新政过急、动摇国本？”
“所以？”
“所以，”薛居正正色道，“三日后天子巡幸洛阳，政事堂留汴理事。吾等当联名上疏，请暂缓淮南新税法，先安抚民情，再图徐徐改革。此非抗旨，实乃忠谏。”
范质放下酒杯：“薛相可知，若这道联名疏递上去，天子会如何看？”
“雷霆之怒，老夫愿一身担之。”
“不是怒不怒的问题。”范质摇头，“天子会认为，朝中旧臣已结党抱团，要挟君上。届时非但新政不会停，恐怕……还要有更多的人头落地。”
书房里安静下来。
范质起身，走到窗前。薛府的后园里，几株桃树正打着花苞，在月色下影影绰绰。
“诸位的苦心，我明白。”他背对着三人，“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何天子宁肯顶着‘苛政’之名，也要推行新税？”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一张脸：“因为国库没钱。去岁河北旱，河南涝，河东战事不断，户部存粮只够汴梁军民吃三个月。不清丈田亩，不查隐户，税收不上来，拿什么养兵？拿什么赈灾？拿什么应对契丹和北汉？”
“可也不能操之过急——”
“不急不行。”范质打断李昉，“你们只看到濠州民变，却没看到淮南十四州，已有十二州清丈完成，新增税田两万顷。这些田地往年都在谁手里？在那些不用纳粮、不服徭役的豪强手里！他们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朝廷国库空虚，边关将士连冬衣都凑不齐——这公平么？”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来：“我知道新政伤及许多人的利益，包括在座诸位的亲朋故旧。但诸位，你我食君之禄，当忠君之事。天子要的是一个能统一天下、长治久安的王朝，不是又一个短命的后晋、后汉。”
薛居正脸色铁青：“范相是说，吾等成了阻挠统一的罪人？”
“我不敢这么说。”范质躬身一礼，“我只想说，这道联名疏，我不会签。不仅不签，我还要劝三位一句——收手吧。天子的决心，比你们想象的更坚定；天子的手段，也比你们想象的更……果决。”
回忆至此，范质苦笑。
他知道，从踏出薛府的那一刻起，他与这三位共事多年的同僚之间，已经裂开了一道鸿沟。不是私人恩怨，而是对“何为国本”“何为臣道”的理解，已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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