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一月初，天刚蒙蒙亮，延河边的雾还没散，几辆马车排在河滩上，车板上堆着文件、纸张、粮食，还有几口印着 “宣传器材” 的木箱。余念新背着布包，里面装着凌莎送的笔记本、卢记者给的铅笔，还有部长手写的通行信。他被分在第三辆车，同行的是文工团的冯启和谢敏，两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听说咱们要去晋察冀边区？” 冯启扒着车帮问。
“嗯，那边需要记录前线和根据地的情况。” 余念新答。
“得走多少天？”
“老交通员说，顺利的话十多天，就怕路上遇到情况。”
“遇到鬼子咋办？” 冯启追问。
“绕着走。”
“绕不开呢？”
“看运气，也看老交通员的经验。”
冯启笑了：“你这回答，跟在延安开会似的，实在。”
马车顺着山道走，马蹄声断断续续。出了延河谷，地势越来越陡，沟壑也深了起来。前方的路明显被炮火炸过，坑坑洼洼的，车轮子陷进去，得几个人一起推才能出来。领队的老交通员姓刘，四十多岁，话不多，总是背着两支驮枪走在最前面，时不时停下来，弯腰用脚踩踩路面，判断是不是安全。
“过前面这段，都别说话。” 刘交通员突然回头，声音压得很低，“以前有伪军在这一带巡逻。”
“看到前面村子的房顶冒烟，就赶紧低头，别抬头张望。”
“要是听到狗叫，就贴着山壁走。”
第三天，队伍过了清涧河，天暗得早，山风刮在脸上像刀割。刘交通员找了处废弃的窑洞，让大家歇脚。火不敢生，怕引来敌人，几个人就着冷水啃冷窝头，就着干豆子填肚子。
“咱这是去采访，又不是去打仗，咋比在文工团排戏还苦？” 冯启一边嚼着窝头，一边嘟囔。
刘交通员蹲在洞口，擦着枪：“等你真到了前线就知道，采访比打仗难 —— 打仗只要往前冲，采访得睁大眼睛看，还得记准每一件事。”
谢敏靠在窑洞壁上，望着外面的夜色，声音轻轻的：“我听人说，晋察冀的根据地学校都搬到山沟里了，就算鬼子扫荡，孩子们也没停过课。”
“那咱们就写孩子们。” 余念新接过话。
“写他们上课？这算新闻吗？” 谢敏问。
“算。” 余念新点头，“在炮火里还能学字，还能读书，这样的事，就是最好的新闻 —— 能活下来的字，比啥都金贵。”
谢敏没再问，只是轻轻笑了笑，从布包里掏出块干红薯，掰了一半递给余念新。
第五天，队伍到了黄河渡口。河水湍急，浪头拍着岸边的石头，木筏在水面上晃得厉害。
“得抓紧时间过，鬼子的巡逻队在北岸活动，晚了就麻烦了。” 刘交通员把地图叠好，塞进怀里。
木筏一共三只，轮流摆渡。风刮得人睁不开眼，河水溅在身上，很快就结成了薄冰。中途有一只木筏的缆绳突然脱开，筏子猛地一晃，冯启没站稳，半个身子都探到了水面上。余念新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使劲往回拽。
“好家伙，我还以为今天要成黄河里的水鬼了。” 冯启喘着气，脸色发白。
“怕水？” 余念新问。
“不是怕水，是怕这浪 —— 看着就吓人。”
“怕就别往下看，盯着前面人的后背。”
过了黄河，每个人的衣服都被水汽打湿，冻得硬邦邦的。没地方烤火，只能靠不停走路取暖。黄土路上，一串串脚印很快就被风吹来的浮土盖住。到了夜里，刘交通员在山坳里找到一座被炸塌半边的土屋，才算有了落脚的地方。他点了盏小油灯，把地图摊在地上：“明天一早进灵丘，那是晋察冀的前沿阵地，鬼子常去扫荡，但老百姓没走，还在守着村子。”
“老百姓没走？不怕鬼子吗？” 谢敏问。
“怕，但更舍不得地里的庄稼，还有村里的孩子 —— 有人专门组织护校队，就算鬼子来了，也得把孩子们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刘交通员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小点，“明天到了办事处，你们就能见到那些护校的老乡。”
那一夜，没人睡得安稳。风从土屋的破洞灌进来，呜呜的像有人在哭。余念新靠在墙根坐着，油灯的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他掏出笔记本，翻开第一页，“笔是枪，枪是笔” 六个字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沉。
第二天一早，队伍在山坳里穿行，远处时不时传来炮声，天一直是灰蒙蒙的，风里还带着烧焦的味道。快到中午时，刘交通员突然停住脚步，指着前面的沟口：“到了，那就是灵丘边区办事处。”
沟里有几间青瓦屋，门口插着一面褪色的红旗，虽然边角有些破，但在风里飘得很有力。接待他们的是邹同志，三十岁出头，戴副黑框眼镜，身上的棉袄打了好几块补丁。
“延安来的同志？一路辛苦了！” 邹同志握着余念新的手，力气很大，“路上没遇到鬼子的巡逻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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