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外围的战火，因为石大山率领的西北民兵师的突然加入，呈现出一种焦灼而惨烈的拉锯状态。这支装备精良、意志顽强但作战经验相对欠缺的“特殊”部队，如同一块顽石，硬生生嵌入了日军试图迅速打通天津通道的计划之中，让张自忠将军获得了宝贵的喘息和调整之机。
消息传到北平，土肥原贤二惊怒交加。他反复审视地图和情报，无法理解这支规模庞大、火力凶猛（尤其那几十门重炮）的部队究竟是从哪个缝隙里钻出来的。华北日军的侦察重点一直放在西北军主力可能的东调上，以及宋哲元二十九军的动向，从未将目光投向那些看似在后方挖渠筑路的“苦力”。
他急电潜伏在西北的特高课残余网络，严令彻查。然而，此时的西北，经过朱琳“肃奸清特”运动的清洗和“利刃”部队对交通线的持续扫荡，日特网络已是七零八落，苟延残喘。好不容易有个据点收到指令，派出人员冒险靠近贝加尔湖人工运河区域窥探，看到的却是更多新调来的“民夫”（刘军安排的两万接替人员）在工程指挥下继续热火朝天地施工，防御似乎并未减弱。他们哪里知道，真正的精锐民兵骨干，早已化整为零，悄然东去。
“八嘎！这支部队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土肥原贤二在办公室内暴跳如雷，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将天津方向受阻归咎于张自忠部的顽强和“意外出现的、身份不明的中国援军”，严令天津日军加强进攻，务必尽快取得突破。
与此同时，山西的局势也微妙地僵持着。改编后的八路军总部已东渡黄河，积极与晋绥军首领阎锡山联络，共商抗日大计。但阎锡山此人，素有“山西土皇帝”之称，精于算计，首鼠两端。他既不想让八路军在自己的地盘上坐大，又担心日军一旦在华北得势，下一步便是图谋山西。眼下见北平有朱琳的西北军顶在前面，与日军打得难解难分，山西暂无迫在眉睫的威胁，他便更加不急于表态，对八路军的合作提议虚与委蛇，企图坐观其变，保存实力。
在北平正面，朱琳指挥的防线在获得周宁运输队持续不断的弹药补给后，愈发稳固。西北军凭借精良武器、严密工事和旺盛士气，一次次粉碎了日军的进攻企图。战线呈现出一种暂时的、脆弱的平衡。
而原本与日军达成“停战默契”的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在度过了最初几天的“平静”后，内部疑虑和压力与日俱增。高级将领中，有人对日军的“诚意”始终抱有怀疑，有人则为坐视友军苦战而良心不安，底层官兵更是摩拳擦掌，求战心切。这种矛盾心理，使得二十九军的战备在表面的“警惕”下，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松懈的迹象。日军像经验丰富的猎手，正暗中观察、等待着这种松懈达到临界点，然后发起致命一击。只是，朱琳在北平防线的异常稳固，打乱了他们的节奏，这个“机会”尚未完全成熟。
时间在血腥的拉锯中悄然滑入八月。天津外围，石大山的民兵师已经在血与火中鏖战了近一个月。他们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自身也付出了相当的伤亡。更重要的是，从西北长途携行和最初周宁运输队补充的弹药，在持续的高强度消耗下，已经快要见底了。尤其是重炮炮弹和机枪子弹，存量岌岌可危。
“给刘军长发报，”石大山眉头紧锁，对报务员说，“就说天津石部，鏖战经月，毙敌无算，然弹药将罄，尤缺重炮弹及机枪弹。敌攻甚急，盼速补充！”
电报发往西北。此时，周宁率领的新一轮运输队，刚刚突破重重险阻，抵达黄河渡口附近。接到韩城转来的石大山急电，周宁毫不犹豫，立刻调整计划：“分出一半车辆和护卫力量，装载天津前线最急需的重炮弹、机枪弹和步枪弹，转向天津方向！其余车辆，按原计划继续北上支援北平总指挥！告诉天津的弟兄们，弹药已经在路上，让他们再坚持一下！”
就在周宁分兵紧急驰援天津的这个夜晚，日军对石大山部的阵地发动了新一轮猛攻。这次进攻，日军显得格外坚决和有针对性。原来，他们在白天的战斗中，俘虏了一名因伤掉队的张自忠部士兵。这名士兵在日军的严刑逼供下，意志崩溃，透露了“侧翼新来的那支‘民兵’部队好像弹药不太足了”这一模糊信息，随后因伤势过重牺牲。日军指挥官如获至宝，判断对方持续作战月余，补给线漫长，弹药储备可能已到极限，决心趁此机会，一举击溃这支让他们头疼不已的生力军。
猛烈的炮火准备后，日军以大队规模，在夜色掩护下发起了多路强攻。
石大山阵地上，民兵战士们紧握手中步枪，看着所剩无几的子弹袋和旁边空了大半的弹药箱，神情凝重但毫无惧色。
“同志们！子弹金贵，鬼子进了五十米再给我狠狠地打！手榴弹省着点用，专扔鬼子扎堆的地方！子弹打光了，还有刺刀，还有咱们的大枪！”各级指挥员的声音在战壕里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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