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杂志的专刊在十一月底出版，封面是费明理1907年在槟城的一幅素描——一座融合中式与马来风格的宗祠，建筑细节清晰，门前还有几个微小的人物，使画面充满生活气息。素描下方印着本期主题：“费明理·理查兹与早期跨文化实践：新史料的发现与解读”。
专刊发表了苏晚团队的四篇论文，分别从思想发展、田野方法、图像证史、文献网络四个角度分析了费明理1902-1908年的活动。杂志社特意在北京办了发布会，苏晚和陆景行应邀参加。
发布会现场来了五十多位学者和媒体。令苏晚意外的是，张艾米丽也来了，坐在后排，安静地听讲。提问环节，第一个问题就来自《中国文物报》的记者：“苏研究员，您的研究似乎对费明理持相对肯定的态度。但不可否认，他作为传教士和学者，依然处在殖民权力结构中。您如何平衡这种评价？”
这个问题在预料之中。苏晚调整了一下话筒：“我们的研究不是评价，是理解。我们呈现费明理思想中的张力：一方面，他确实受益于殖民体系提供的便利；另一方面，他对这套体系有持续的反思和批判。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实践——学习当地语言，记录文化细节，与当地人建立平等关系——试图在结构限制下寻找更道德的互动方式。这种努力本身值得被看见。”
“但这是否会模糊殖民主义的历史责任？”另一位学者追问。
陆景行接过话筒：“我想补充一点。我们的研究不是要‘洗白’殖民历史，恰恰相反，通过呈现像费明理这样的个案，我们揭示了殖民体系的复杂性——它不仅是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还包括了具体的个人如何在其中挣扎、反思、有时也做出超越时代的努力。这种复杂性不是削弱批判，而是让批判更精准。”
发布会持续了两个小时。散场时，张艾米丽走过来：“苏老师，讲得很好。特别是关于‘在结构限制下寻找更道德的互动方式’那段，很精彩。”
“谢谢。”苏晚保持礼貌。
“下个月香港的论坛，您的演讲主题定了吗？”
“初步定为‘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传承：从费明理的实践看当代启示’。”
“期待聆听。”张艾米丽递上一份文件，“这是费明理1910年写给巴罗达王公信件的复印件。原件在我这里，如果您需要研究，可以安排。”
苏晚接过文件。信件内容是费明理向王公建议如何系统地记录和保存王国境内的文物与古迹，其中详细列出了记录方法、分类体系，甚至建议建立“文化遗产档案”。
“这太重要了。”苏晚惊讶道，“费明理已经在思考系统性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案了，比很多国家都早。”
“是的。而且有趣的是，巴罗达王公采纳了他的部分建议，成立了印度最早的地方性文物保护机构之一。”张艾米丽微笑，“这些信件原件，可以在香港论坛期间展示。如果论坛成功，张家愿意资助这批信件的出版和研究。”
这显然是个交易：展示张家收藏的重要史料，换取学术界的认可和合作。但史料本身确实有价值。
“我需要和团队商量。”
“当然。论坛前给我答复就行。”
张艾米丽离开后，陆景行走过来：“她又在提供诱饵。”
“但诱饵确实美味。”苏晚看着手中的信件复印件，“1910年的费明理已经在思考系统保护了，这比我们之前的认知又推进了一步。”
“那就谨慎地吃。”陆景行说，“但记住，吃鱼的时候要小心鱼刺。”
当晚回到酒店，苏晚收到顾承屿发来的消息：“论文发布会顺利吗？怀瑾今天在学校又讲了太爷爷的故事，老师说要推荐她去参加全市小学生演讲比赛。”
苏晚回复：“发布会还行，有些争议，但整体肯定。怀瑾的演讲比赛需要准备什么？”
“她说要自己准备，不要大人帮忙。这孩子越来越有主见了。”
看着手机屏幕，苏晚忍不住微笑。怀瑾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家族历史，这或许是最好的传承——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解读。
手机又震动了，是周敏博士从英国发来的报告。她已经完成了卡特莱特素描的初步研究，结论令人兴奋：
“费明理的槟城素描不仅具有艺术和史料价值，更体现了他成熟的文化记录方法论。他刻意选择那些体现文化交融的场景：中式与马来风格混合的建筑，多元族群的日常生活，宗教仪式的本土化演变。他的注释不仅描述现象，还分析成因，比如解释为什么槟城的华人寺庙会有马来装饰元素（适应本地气候和材料）。这种‘深度记录’法，预示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田野方法。”
报告附带了二十多幅素描的高清扫描件。苏晚一张张翻看，被费明理的细致和洞见打动。在一幅描绘印度神庙祭祀场景的素描旁，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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