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震动的瞬间，杨明宇正站在程默办公室门外。他看了眼屏幕——是陈鹤年。
“老师。”他接起电话，声音下意识压低了些。
“在忙？”陈鹤年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比往常更沉稳，也更深邃。杨明宇几乎能想象出老师此刻的模样：大概是在某间宽大却简朴的办公室里，背后是满墙的书，面前摊开着文件，手里拿着这支打给他的电话。
“正要向镇委程书记汇报工作。”杨明宇如实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这三秒很长，长到杨明宇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汇报什么内容？”陈鹤年的问话很直接，没有寒暄。
杨明宇犹豫了。他握着手机的手指紧了紧，怀里那个硬皮小本子的棱角硌着他的胸口。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春风带着暖意吹进来，却让他觉得有些冷。
“关于……镇上一些情况。可能涉及违规问题。”他说得尽量克制。
又是沉默。这次更长。
“明宇，”陈鹤年终于开口，语气里有一种杨明宇从未听过的、混合着疲惫与凝重的东西，“你还记得，你去青川报到前，在我书房里，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记忆瞬间被拉回那个夏日的午后。紫砂壶嘴吐出的白气，摊开的《淮南子》，窗外尖锐的蝉鸣，还有陈鹤年蘸着茶水在案几上画出的那条线——
“记住，第一年别急着创新。像你妈裁布一样，先顺着经纬走针。”
杨明宇喉结滚动：“记得。”
“那我现在问你，”陈鹤年的声音压得更低，却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杨明宇心上，“你到青川，满一年了吗？”
“……还差2个月。”
“你觉得你现在要汇报的事，是‘顺着经纬走针’，还是……”陈鹤年顿了顿，吐出四个字，“在掀织布机？”
杨明宇整个人僵在走廊里。窗外的风突然大了些，卷起几片香樟树的落叶，打在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他低头看向自己的手——修长、干净，此刻却微微发抖。
“老师，我……”
“我不是在批评你。”陈鹤年打断他，语气缓和了些，“明宇，你是我学生里最聪明、也最有血性的一个。我看得出，你在青川这十个月，做了很多事，吃了很多苦，也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任。这是你的本事，也是你的劫数。”
“劫数？”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陈鹤年说得很慢，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你现在手里拿着的，不管是什么材料，它不仅仅是一份材料。它是火把，能照亮黑暗，也能烧毁拿火把的人——如果拿火把的人，还没有筑好防火的墙。”
杨明宇靠在冰凉的墙壁上。墙壁上的白色涂料有些剥落了，露出下面灰色的水泥。他想起老刘递给他本子时那双浑浊却清亮的眼睛，想起那句“留个火种”。
“老师，我看到了……一些不该存在的事。”他声音发干，“如果装作没看见，我过不了自己这关。”
“没人让你装作没看见。”陈鹤年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那是杨明宇熟悉的、在学术讨论中寸步不让的语气，“但你要想清楚：看见，和行动，是两回事。证据确凿吗？来源可靠吗？牵扯多深？动了之后，会有多少人反弹？你能承受反弹的后果吗？更重要的是——你想通过这次行动，达到什么目的？”
一连串的问题砸过来，杨明宇一时语塞。
“我……”他张了张嘴，“我想让该负责的人负责，想还青川一个干净的环境。”
“好。”陈鹤年说，“那么我告诉你，基层反腐，最难的不是抓人，是抓了人之后，这个系统还能不能正常运转。青川执法队如果烂了一截，你一刀切下去，切掉烂肉的同时，会不会让整条腿坏死？接下来的工作谁来做？市场秩序谁来维持？老百姓的日常问题谁来解决？”
这些问题，杨明宇一个都没想过。他的热血还停留在“揭露真相”的阶段。
“你程书记是什么态度，你了解吗？”陈鹤年又问，“他是新来的，根基未稳。你这时候把炸弹递给他，他是会陪你一起炸，还是先把你这个递炸弹的人稳住？”
杨明宇的背脊渗出冷汗。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这十个月在青川，虽然跑遍了田间地头，虽然学会了和摊贩打交道，虽然甚至成了小有名气的“网红干部”，但他对官场最核心的规则——权力运行的规则，其实一无所知。
“老师，那我该怎么做？”这句话问出口时，杨明宇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是一种发现自己满腔热血可能只会坏事后的沮丧。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明宇，我不是在教你世故，我是在教你做事的方法。”陈鹤年的语气重新变得平和，但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第一，把你手里的材料，做扎实。时间、地点、人物、金额、证据链，一条条理清楚。但不要急于拿出来。”
“第二，观察你程书记的为人。看他如何处理日常工作，看他用什么人，看他开什么会、讲什么话。如果他是真想干事、能扛事的人，你再找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把问题递上去——不是‘汇报’，是‘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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