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十五年，六月初六，奥斯曼帝国苏丹特使团，在经历了长达数月的艰苦跋涉和沿途“意外”不断的旅程后，终于抵达大夏京师。这支由苏莱曼二世的心腹重臣、大维齐尔（宰相）易卜拉欣帕夏亲自率领的庞大使团，携带了象征苏丹权威的华丽国书和足以装满三十辆马车的贵重礼物（包括镶嵌宝石的刀剑、精美的挂毯、稀有的香料、以及数头珍贵的阿拉伯纯种马），阵容之盛，姿态之低，远超以往任何一次西域藩属的朝贡。然而，所有明眼人都清楚，这盛大排场的背后，是帝国在东方战线受挫、经济命脉被扼后的不得已之举。
使团被安置在规格极高但守卫森严的“四方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双方在礼部、理藩院和鸿胪寺官员的主持下，展开了极其艰难、充满试探与交锋的预备性会谈。易卜拉欣帕夏是老练的外交家，他试图以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威望”和“共同信仰”（针对西域地区）为筹码，淡化“铁火原”冲突，将谈判重点引向“恢复传统商路”和“互释善意”，尽量避免涉及领土和政治地位的实质性让步。
然而，大夏方面，在萧云凰的授意和沈文渊、陆沉等人的直接指导下，谈判团队立场极其强硬且目标明确。主谈的理藩院尚书态度礼貌，措辞却寸步不让：“恢复商路可以谈，但前提是必须厘清边界，明确责任，确保此类（石头堡）事件永不再发生。至于传统……时移世易，如今西域的‘传统’，应由生活在此地的各部族与大夏共同决定，而非万里之外的伊斯坦布尔。”
谈判陷入僵局。易卜拉欣帕夏私下通过一些渠道，试图向大夏高层传递“苏丹的友谊”和“共同应对波斯异端（指什叶派的萨法维帝国）的可能性”，甚至暗示可以“分享”一些关于欧洲的情报。但这些试探都被礼貌而坚定地挡回。大夏的回应清晰无比：不解决西域问题，不明确奥斯曼在东方的行为边界，一切免谈。
期间，易卜拉欣帕夏及其随员被“安排”参观了西山工坊的外围区域（核心区域严禁接近）、观摩了一场小规模的新式火器射击演练，并“偶然”听闻了关于大夏水师在印度洋与葡萄牙、荷兰舰队进行“友好协同巡航”的消息。这些展示，与其说是炫耀，不如说是冷酷的实力告知：大夏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在陆地和海洋同时维持压力。
七月十五，谈判出现突破性进展，源于奥斯曼帝国内部传来的一则紧急密报（通过大夏情报网获知，并“适时”地让易卜拉欣帕夏“察觉”到我们已经知晓）： 奥斯曼宿敌、波斯萨法维帝国的沙阿塔赫玛斯普一世，趁着奥斯曼注意力被东方牵扯、内部经济不稳之机，在帝国东部边境（高加索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突袭，夺取了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塞。消息在伊斯坦布尔引起了震动，强硬派指责东方政策的失败导致了两线受压，要求立即从东方抽身，集中力量惩罚波斯。苏莱曼二世承受的压力空前巨大。
易卜拉欣帕夏深知，必须尽快在东方取得一个至少体面的结果，否则他这位主张缓和东方关系的大维齐尔地位将岌岌可危。他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同意将领土与政治地位问题摆上正式谈判桌。
八月初八，奉天殿，正式和约签订仪式。
殿内气氛庄严肃穆，文武百官分列，各国驻京使节（尤其是西域、波斯、印度乃至葡萄牙的代表）被特邀观礼。萧云凰端坐龙椅，陆沉特许设座于御阶之侧。易卜拉欣帕夏率奥斯曼使团主要成员，行三跪九叩大礼——这一礼仪细节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奥斯曼方面以“对等尊重”为由，争得部分减免，但仍以最隆重的番臣礼觐见，这本身已是一种象征性的屈服。
礼毕，由鸿胪寺卿高声宣读以汉、突厥（奥斯曼宫廷使用的一种突厥语变体）双语写就的 《承平—苏莱曼友好通商划界条约》 ，核心条款如同重锤，敲击在在场每一个关心东西方局势的人心上：
第一条 边界与主权确认
奥斯曼帝国正式承认，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天山南北，包括原叶尔羌汗国全部辖地在内的广大区域，为大夏帝国不可分割之领土及势力范围。奥斯曼帝国及其所属、所支持之任何势力，永不对此区域提出领土要求或进行任何形式之干预。
双方以葱岭西麓—喷赤河—阿姆河中段（部分地区存在争议，暂时搁置）为大致分界线，以东为大夏势力范围，以西为奥斯曼势力范围。双方承诺严格约束部下，不得越界滋事。
第二条 安全与责任
奥斯曼帝国就“石头堡事件”及此前对叶尔羌复国势力的支持，向大夏帝国正式致歉，并支付战争赔款白银一百五十万两（分期五年付清）。
奥斯曼帝国承诺，解散或责令其境内所有旨在针对大夏、或意图扰乱大夏西域之组织及武装，并不得允许其使用奥斯曼领土作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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