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那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并未能如谚语所说带来“瑞雪兆丰年”的好运。相反，持续的严寒和运输困难，使得物资供应愈发紧张，每家每户的粮食和副食配额被再次削减，日子过得更加捉襟见肘。
四合院里，若论真实困难，其实并非整天哭穷的贾家，而是精于算计却架不住人口多的三大爷闫阜贵家。“半大小子，吃穷老子”，闫阜贵家几个儿子正是能吃的年纪，每个月的定量粮食根本不够他们消耗的，往往不到月底就见了底。以往闫阜贵礼拜天去钓鱼，还带着点闲情逸致，算是个陶冶情操的娱乐活动。可现在，钓鱼纯粹成了一项沉重的家庭任务，是为了给饭桌增添一点蛋白质来源的无奈之举。
然而，“人勤地不懒”的老话在钓鱼这事上似乎失了效。闫阜贵越是起早贪黑、顶风冒雪地去得勤快，那河里的鱼却像是跟他捉迷藏，钓上来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小。每次拎着空落落或只有几条小杂鱼的桶回来，闫阜贵的脸色就阴沉一分，家里的低气压也随之持续更久。
轧钢厂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工人们普遍反映饭量好像变大了，食堂的压力骤增。厂领导开会研究了几次，最终无奈决定：食堂实行更严格的限量供应，确保每个工人都能在厂里吃到定量的饭菜，但原则上禁止将厂里的伙食配额带回家。目的很明确，就是避免有人克扣自己的口粮，或者利用食堂的份量补贴家用，导致在厂里干活没力气。
这个规定一出，男工们大多没啥意见，他们体力消耗大，自己的配额往往还不够吃。但女工们却不干了！她们的饭量普遍较小，厂里给的定量经常吃不完。以往，她们都会把吃不完的馒头、窝头或者菜省下来，仔细包好带回家，给孩子老人吃，这不仅能节约家里的口粮，还能多少填补一下家里配额不足的窟窿。现在不让带了，等于断了一条重要的补给线！
女工们为此闹了好几次，找车间主任，甚至堵过厂办的门，情绪激动地诉说着家里的困难。厂里被闹得没办法，考虑到实际情况，最终又补充规定：女工可以将自己确实吃不完的、剩下的口粮带回家，但必须经过检查，不能故意多打不吃。
于是，保卫科的任务又加重了。每天下班时，保卫科就得派专人守在厂门口，挨个检查女工们（后来男工也偷偷带）的饭盒，掂量分量，判断是不是“确实吃不完的剩余”。
一到下班时间，厂门口就堵得水泄不通，人们排着长队等待检查，抱怨声、催促声、争吵声不绝于耳，那场面混乱得如同“黄河泛滥”。保卫科的人起初还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检查，但很快就发现这根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怎么判断是故意剩的还是真吃不完？带多少算“过分”？面对工人们或哀求、或愤怒、或可怜巴巴的眼神，铁打的规矩也执行不下去了。
坚持了没几天，保卫科的人也疲了、乏了，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是太过分，比如整个没动的大馒头揣好几个，他们也就挥挥手放行了。再到后来，基本上不管男工女工，谁爱带点剩饭剩菜就带吧，他们实在没精力也没心思去管这破事了，只要面上大致过得去就行。
这条原本意在保证生产的规定，最终在现实生存压力和人情的冲击下，名存实亡。下班时，人们怀里揣着或多或少的吃食，行色匆匆地赶回家，那点工厂食堂的“剩余物资”，成了许多家庭让孩子吃饱的主要来源。
江南地区的粮食产量报表上的数字或许有所提升，但需要供养的地方太多，四面八方伸来的手都急需补给。四九城虽然优先保障，但能分配到的份额也不得不一再压缩，昔日相对宽裕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轧钢厂食堂曾经赖以渡过难关的魔芋库存，终于彻底消耗殆尽。那批计划外的替代品已经断供，如今想要获取任何额外的粮食补充，都必须严格依靠上级的统一调拨和分配。厂长杨怀民连着向上面打了好几份言辞恳切、数据详实的申请报告，详细说明了厂里工人劳动强度大、口粮严重不足的困难局面。然而，报告的批复流程缓慢，物资调派的速度更是如同老牛拉车，远远跟不上食堂消耗的速度。
食堂主任王德发每天最发愁的事就是去仓库清点库存。眼看着米缸面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咸菜瓮也快要见底，而上级承诺的补给却迟迟不到，他急得嘴角起泡，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根本睡不着觉，头发都白了不少。
就在这焦头烂额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却异军突起，成了全厂的“明星”——李怀德。这个平时在厂领导层里并不太起眼的后勤主任，竟然通过他那位神通广大的老丈人，硬生生搞来了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紧缺物资：二百斤冻得硬邦邦的猪板油！三大卡车上好的涪陵榨菜！还有三大卡车沉甸甸的东北大米！
这简直是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 消息传开，全厂震动！李怀德的形象瞬间高大起来，走到哪里都有人热情地打招呼，眼神里充满了感激和敬佩。杨怀民更是紧紧握住李怀德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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