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8月12日傍晚，赫尔辛基总督府灯火通明。博布里科夫伯爵站在办公室巨大的落地窗前，背对着房间，望着窗外渐渐深沉的暮色。窗外，总督府花园里的玫瑰在八月的晚风中摇曳，深红、粉白、鹅黄，在煤气路灯的光晕中依然娇艳，但伯爵的目光没有落在花朵上，而是穿透暮色，望向北方——那是芬兰议会大厦的方向，也是让他这三个月来寝食难安的根源。
办公室里的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长条会议桌旁坐着五个人：伊格纳季耶夫议员脸色阴沉，手里捏着已经冷掉的雪茄；瓦西里耶夫教授摊开笔记本，用铅笔快速记录着什么；索罗金穿着矿业委员会的深色制服，腰背挺直，但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击；列昂尼德副关长从港口直接赶来，制服肩上还沾着海水的咸腥；还有一个是今天下午刚从圣彼得堡赶来的第三厅特使，一个四十岁左右、面色苍白的瘦削男人，自称亚历山大，没有姓氏，但递上的文件盖着舒瓦洛夫伯爵的火漆印章。
“所以，”博布里科夫终于转身，声音像西伯利亚冻土般冰冷，“七天过去了，特别委员会不仅没有通过法案，反而提出要‘逐条审查’，要‘全民讨论’，要‘尊重芬兰宪法传统’。而你们，”他的目光扫过伊格纳季耶夫和瓦西里耶夫，“在委员会里，让曼纳海姆和那个老不死的科尔霍宁占了上风。”
伊格纳季耶夫额角渗出细汗：“总督阁下，委员会有五个人，我们只有两票。约翰松议长摇摆不定，利萨宁副议长那个法学家满口程序正义。我们已经尽力拖延，但曼纳海姆准备得太充分，每次会议都搬出宪法条文、章程细则、历史先例，说得头头是道。而且……”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而且科尔霍宁昨天在会上公开说，如果我们强行通过法案，他就在议会大厅里当众烧掉宪法，然后跳楼。这不是威胁，是认真的。那老头七十三岁了，不怕死。”
“跳楼？”博布里科夫冷笑，“让他跳。正好给那些顽固分子看看，反抗是什么下场。”
瓦西里耶夫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总督阁下，从技术角度看，科尔霍宁在芬兰政界德高望重，如果他真以死抗争，会在民间引起巨大震动。而且外国记者都在盯着，如果真闹出人命，舆论会对帝国很不利。不如……给他点甜头，比如承诺保留某些市镇议会的象征性权力，先稳住他，等法案通过后再慢慢收紧。”
“没有时间了。”第三厅特使亚历山大开口，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冰锥刺进空气，“圣彼得堡的命令很明确：必须在八月二十日前，完成对芬兰的全面控制。柏林会议后，欧洲局势敏感，帝国需要向外界展示，波罗的海是帝国的内湖，芬兰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拖延，任何妥协，任何‘象征性权力’，都会被解读为软弱，会让瑞典、德国、英国产生幻想，以为芬兰还有操作空间。”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文件只有一页，但抬头是沙皇办公室的专用信笺，底部有亚历山大二世的亲笔签名缩写。“这是陛下昨天签署的命令。授权博布里科夫伯爵，在必要时，可宣布芬兰进入‘特别状态’，暂停议会，解散内阁，由总督府直接统治。同时，授权调动边境部队，进驻赫尔辛基、图尔库、波尔沃等主要城市，确保秩序。”
办公室陷入死寂。连伊格纳季耶夫都脸色发白。特别状态，军事管制，这是最后的手段，也是最危险的手段。这意味着撕下所有伪装，用刺刀和军靴直接统治。能快速控制局面，但也会埋下深仇大恨，会让芬兰人彻底离心，会让欧洲舆论哗然，会让帝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
“必要时的标准是什么？”博布里科夫问，声音平静下来，那是将军在战前确认命令的语气。
“议会公开反抗，或发生大规模骚乱，或……发现芬兰人准备武装叛乱的证据。”亚历山大说，目光转向索罗金和列昂尼德，“两位，你们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索罗金先开口：“伊瓦洛钢厂那边，瓦西里耶夫教授的人已经基本控制了生产。但芬兰人在关键技术数据上做了手脚，我们按他们给的数据炼出的钢，性能不稳定。我怀疑他们保留了核心参数。另外，厂长伊万最近频繁请假，说是‘身体不适’，但我的人发现他悄悄去了两趟波尔沃港，见了一些不明身份的人。”
“波尔沃港？”列昂尼德接过话头，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港口记录，“过去三周，波尔沃港有七艘船在夜间出港，没有完整的货物清单。其中三艘的目的地是瑞典哈帕兰达，但哈帕兰达那边登记的到港货物，和波尔沃的出港记录对不上。比如八月九日夜，‘苔原号’驳船从波尔沃出港，申报货物是木材和燕麦。但哈帕兰达海关记录显示，‘苔原号’到达时，木材少了三分之一，燕麦根本没卸货，反而多了一批‘机械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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