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
萨洛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努力压抑的紧张。帕维莱宁转过身，看着自己最得意的学生。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实验服，眼镜片后的眼睛布满血丝，但眼神依然清澈，依然充满了对知识最纯粹的渴望。就在三天前，帕维莱宁给了萨洛宁选择：去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继续他的研究，有更好的设备，更优渥的待遇，更安全的未来。或者留下，留在这个即将被俄国人全面接管的实验室，面对监控、限制，甚至危险。
萨洛宁选择了留下。
“你想清楚了？”帕维莱宁问，声音平静，但喉结微微滚动。
“想清楚了，教授。”萨洛宁挺直腰背，像士兵在接受命令，“我是芬兰人，我的研究是为了芬兰。如果芬兰没了，我在瑞典研究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
帕维莱宁沉默地看着他。窗外，最后一抹夕阳的余晖穿过橡树的枝叶，在实验室布满划痕的木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些光影在缓缓移动，像时间本身，无情地流逝，带走光明，带来黑暗。
“伊万和谢尔盖今天有什么异常吗？”帕维莱宁转移了话题，走向实验台。台上摆着几套简单的蒸馏装置，正在进行着最基础的溶剂提纯实验——这是做给那两个俄国“监督员”看的。真正的褐煤液化研究，核心设备已经拆解运走，数据加密转移，样品分散藏匿。留下的，只是一个空壳，一个精心维护的假象。
“伊万上午翻了第三号记录本，就是您准备的那本‘清洁版’。”萨洛宁跟过来，压低声音，“他好像对七月十五日那组数据有疑问，问为什么反应温度突然从四百五十度降到四百二十度。我按您教的，说那天气温骤降，实验室保温系统有点问题，为了安全调低了温度。他看起来将信将疑，但没再追问。”
“谢尔盖呢？”
“一直待在角落那个位置，”萨洛宁用眼神示意实验室东北角，那里有张空桌子，谢尔盖每天就坐在那里，像一尊沉默的雕像，眼睛却像探照灯一样扫视整个实验室，“他今天特别关注莉萨和尤西。莉萨在做酸碱滴定，尤西在测矿石硬度，都是最基础的实验。但谢尔盖看了他们很久，还在本子上记了什么。”
帕维莱宁心里一沉。莉萨和尤西是他另外两个学生，也都选择了留下。莉萨是女生，二十二岁，心思细腻，手特别稳，是做微量分析的能手。尤西二十三岁，农村孩子，踏实肯干，对仪器维护特别在行。他们三个，加上已经去了瑞典的米科，构成了帕维莱宁实验室的核心。现在，米科带着部分核心数据走了，剩下的三人要在这虎狼环伺的环境中，守护实验室最后的尊严。
“教授，”萨洛宁犹豫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我昨晚……去了一趟老城区。”
帕维莱宁猛地转头，眼神锐利：“你去那里干什么？我说过，非常时期，不要离开学校和实验室区域！”
“我知道，但……但我听说‘老橡木’那边有些消息。”萨洛宁从实验服内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条，只有火柴盒大小，上面用极小的字写着一行字：“十四日表决，十五日状态。速做准备。”
帕维莱宁接过纸条，走到窗前，对着最后的天光仔细辨认。字迹很潦草，像是仓促间写的，但信息清晰得可怕：八月十四日，议会将对《地方行政改革法案》进行最终表决；八月十五日，将实施特别状态。这就是曼纳海姆通过地下网络传递的消息，距离今天，还有六天。
六天。一百四十四个小时。
“谁给你的？”帕维莱宁将纸条凑到酒精灯上点燃，看着它迅速蜷曲、变黑、化成灰烬，落在陶瓷碟里。
“一个老水手，在‘老橡木’喝酒时塞给我的。”萨洛宁看着那点灰烬，“他没说话，塞了就走。我认出来，是经常在波尔沃港跑船的阿尔托·西贝柳斯，格里彭伯格家的运输负责人。”
帕维莱宁闭上眼睛。阿尔托，那个沉默寡言但极其可靠的老芬兰人。他亲自来送信，说明情况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查尔斯在动用他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网络，为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做最后准备。
“教授，我们该怎么办？”萨洛宁问，声音里终于透出一丝年轻人应有的不安，“如果特别状态真的实施，军队进城，实验室肯定会被全面接管。伊万和谢尔盖只是前哨，后面会有更多的人，更严格的审查。我们……我们藏起来的东西，恐怕瞒不了多久。”
帕维莱宁睁开眼，走到实验室西侧的药品柜前。这是个大号的橡木柜子，有二十个抽屉，每个抽屉外面贴着泛黄的标签，写着化学品的名称和分子式。他拉开最下面一排左数第三个抽屉，里面整齐地码放着几十个玻璃瓶，装着各种常见的化学试剂：硫酸、硝酸、氢氧化钠、氯化铵……
但帕维莱宁的手伸向抽屉最深处，摸索着，按下一个隐蔽的卡扣。抽屉底板微微弹起，露出下面的夹层。夹层里，平放着三个厚实的油纸包，每个都有字典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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