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马寅初对此毫不在意，他坚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只要能为教育和民生多争取一分资金，就是对国家和百姓最大的负责。
在调查刘钿田的过程中，马寅初还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四省边地的许多公办企业在创办时，为了筹集资金，吸纳了大量私人资金，这些私人股东每年都能获得丰厚的分红，其中以周青云的周家持股最多。
得知这一情况后，马寅初立即在政务会议上向周青云陈诉利弊：“周主席，我知道公办企业的创办离不开民间资金的支持和资源倾斜，但如今国难当头，这些私人股东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果能让他们捐献部分分红，将大大缓解战区的财政压力，也能让更多的资金用于抗战和民生。”
周青云听后，对马寅初的提议表示高度认可和表扬：“马委员说得很有道理，国家有难，人人有责。我周家在公办企业的分红确实不少，这些钱本来就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带头将周家所有公办企业的分红扣除 60%，移交国难薪经费，支援抗战和民生事业；余下部分，我要拿来私下支援周氏救济教养学校”
周青云的表态让在场的官员们深受触动，马寅初更是带头鼓起掌来，其他官员也纷纷跟着鼓掌。
随后，沈从文提出，要求所有公办企业的私人股东，都将每年分红的 60% 上交国难薪经费，共赴国难。
不过，周青云来自后世，思维方式与这个时代的人有所不同。
他告诉沈从文等人：“这件事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势压人。当初四省边地百废待兴，需要大量重建资金，政府与私人股东签订了分红契约，现在不能因为国难就违背契约，利用政府权力强迫他们捐献，否则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周青云原本是想借鉴后世政府向企业募捐灾区重建资金的模式，通过号召和引导，让私人股东自愿捐献。
但他忽略了这个时代还带有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观念，以及官员和民众对 “义利观” 的认知。
在大家看来，连地方领袖周青云都带头捐献了60%的分红，众多高官也纷纷响应，那些家大业大的商贾富户，没有理由不慷慨解囊。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如果这些富户死守着巨额分红不肯捐献，不仅会遭到民众的唾弃，还可能影响家族的声誉和子弟的仕途。
于是，一场原本计划 “自愿” 的捐献，最终变成了大规模的 “被自愿” 捐款。
财政厅长胡善恒首先找到了刘钿田，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刘副处长，国难时期，勤俭节约是每个人的本分，你却如此铺张浪费，实在不应该；如今周主席家和各位高官都带头捐献了分红，连曾家也把湘乡老家的不少店铺卖了，捐给了国难薪经费，每年在工厂、铁路的分红也拿出捐献；我连女儿的嫁妆都捐了，你们洪江刘家家财万贯，更应该识大体、顾大局，不要自绝于四省边地的民众。”
刘钿田听后，连忙表示会向家族转达，尽快拿出分红捐献。
随后，他请假回到洪江，向他父亲刘岐山汇报了情况。
刘岐山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当即决定，刘家将严格按照要求，捐献 60% 的公办企业分红，同时还额外捐献了一笔资金，用于救济洪江当地的难民。
马寅初则带着国难薪督察处的一众大学师生，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募捐工作中。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四省边地的四大富豪家族：麻阳滕家、洪江刘岐山家族、浦市姚少安家族和里耶李瑞林家族。
马寅初的工作得到了各地政府的积极配合。
地方官员们普遍认为，周主席家和自己这些官员都已经带头捐献，这些地主老财们没有理由置身事外。
“要不是司令长官一再强调要讲究规矩和法律、不能强迫，国难期间我早就想把这群富人抄家填充国库了。” 一位地方官员私下里说道。
在各地政府的积极协助下，马寅初先后走访了四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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