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调整，让大量外地知识分子正式进入四省边地的官场，也让 “先生派” 这个称呼在本地官僚中悄悄流传开来。
“先生派”，起初只是一些四省边地出生的官僚，私下对这些外地学者的称呼，后来渐渐成了一个固定的群体标签。
在本地官僚看来，这些 “外来先生” 们不懂四省边地官场的 “规矩”，办事认死理，比如饶毓泰在审计辰溪县的财政开支时，发现县里多报了 500元的办公经费，硬是要求辰溪县出具明细，还在政务会议上公开批评，让辰溪县县长下不来台；刘盼遂在审理一起土地纠纷案件时，不接受本地乡绅的说情，严格按照法律判决，得罪了不少地方势力。
“这些先生就是书呆子，不懂变通！” 一次私下聚会中，辰溪县县长周先风抱怨道，“饶先生审计个经费，连几毛钱的铅笔都要查，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
凤凰县县长向云飞也附和：“刘先生更过分，乡绅王老爷的案子，本来私下调解就行，又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他非要开庭审理，让王老爷丢尽了脸；他们就是假清高，说什么‘视金钱如粪土’，其实就是看不起我们这些本地官，还在周主席面前说我们是法盲、做事粗俗！”
这些抱怨传到周青云耳中，他没有批评本地官僚，也没有指责 “先生派”，而是在一次政务会议上，特意安排了一场 “对话会”—— 让本地官僚与 “先生派” 的代表坐在一起，坦诚交流。
会议开始，周先风率先发难：“饶先生，审计经费是好事，但也得考虑实际情况。县里办事，难免有一些零星开支，哪能一笔一笔都算得那么清楚？”
饶毓泰推了推眼镜，平静地回答：“周县长，财政开支是国家的钱，每一分都要用在刀刃上。零星开支也该有记录，不能含糊。如果大家都随意开支，财政岂不乱了套？”
刘盼遂也接过话头：“向县长，我审理王老爷的案子，不是故意让他丢脸，而是要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王老爷是乡绅，就可以不守规矩。如果都靠私下调解，那法律还有什么用？”
向云飞刚想反驳，周青云开口了：“各位，我知道大家有分歧，但目的是一致的 —— 都是为了四省边地好。本地官僚熟悉四省边地的情况，办事灵活；你们要互相学习，本地官僚多向‘先生派’请教法律和规范，‘先生派’也多听听本地官僚的建议，了解四省边地的实际情况。”
周青云的调解，让双方的矛盾暂时缓和。
会后，他还特意安排向继明与饶毓泰一起审核凤凰县的财政开支，让龙云飞协助刘盼遂处理一起宗族纠纷。
在合作中，向继明发现饶毓泰的审计并非“鸡蛋里挑骨头”，而是能帮县里堵住不少财政漏洞；龙云飞也意识到刘盼遂的依法审理，能避免宗族矛盾激化。
渐渐地，本地官僚与“先生派”之间的敌意少了，合作多了起来。
就在“先生派”与本地官僚逐渐磨合时，周青云又将目光投向了另一批特殊的客人——山东大学的师生。1938年初，山东大学师生从青岛出发，经陆路、水路南下，原本计划前往重庆，却因战事受阻，滞留在了四省边地边境。
沈从文得知消息后，立即前往接洽，提出让山东大学师生留在四省边地的邀请。
起初，山东大学的师生们有些犹豫。他们大多是山东人，习惯了北方的生活，对四省边地的气候和环境感到陌生。而且，他们担心在四省边地没有合适的办学条件，无法继续学业。
沈从文得知他们的顾虑后，亲自前往山东大学师生的临时驻地——四省边地晃县的一座寺庙。
他走进寺庙时，师生们正围着篝火取暖，有的在整理课本，有的在讨论未来的去向。
沈从文拿起一本被战火熏得发黑的课本，对师生们说：“各位同学、先生，四省边地有安稳的环境，有足够的校舍，还有我们的支持。你们留在四省边地，不仅能继续学业，还能为四省边地的教育和发展出一份力。我向大家保证，会给你们提供最好的办学条件，解决你们的生活困难。” 为
了留住山东大学的师生，沈从文还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每位师生提供每月一定的生活补贴；在辰溪大学城为山东大学划拨教室和宿舍；安排山东大学的教授参与四省边地的教育规划和行政工作，为他们提供编制。这些政策，彻底打消了山东大学师生的顾虑。
之后，山东大学的几百名师生正式定居辰溪，开始了在四省边地的办学之路。
让人意外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山东学子选择留在四省边地，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他们大多性格耿直、做事认真，很快在各个岗位上崭露头角。
周青云对这些山东学子格外重视，鼓励他们：“你们远离家乡，来到四省边地，就是四省边地的一份子。要把四省边地当成自己的家，为四省边地的发展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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