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敏锐地察觉到，话题已经从最初的“如何与龙国打交道”，悄然转向了一个更根本、也更危险的领域——苏联权力结构的自身革新，或者说，一场针对斯大林时代积弊的“外科手术”。他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认为千载难逢的、真正结束斯大林时代的机会窗口，或许正在眼前打开。他必须趁热打铁，将这种模糊的共识转化为清晰而迫切的行动理由。
他挺直了有些肥胖的腰板，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在场每一位手握重权或身居要职的同僚，语气变得更具鼓动性和前瞻性：
“同志们，我们刚才的讨论，揭示了一个比单纯对外关系更深远、更致命的问题！” 赫鲁晓夫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回荡，“我们聚焦于斯大林同志，但问题绝不仅仅在于他一个人！看看我们周围，看看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从政治局到州委，从部委到大型国企，有多少老同志、老领导，年纪普遍已经超过了四十岁，甚至五十、六十岁？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从国内战争时期、工业化建设时期就跟着党走的，有功劳，有苦劳，但也积累了难以动摇的权威和……惰性！”
他停顿了一下，让这个问题沉淀，然后抛出一个更尖锐的设问：“如果我们现在不去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干部更替机制，如果我们就此打住，那么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米高扬同志，你是管经济、算账的，你来说说看？”
财政人民委员米高扬立刻领会了赫鲁晓夫递过来的话头，他推了推眼镜，语气冷静得像是在分析一项糟糕的财政预算，但内容却令人不寒而栗：
“那将是一个结构性僵化乃至崩溃的局面。” 米高扬缓缓说道，“十年、二十年后，现在这些四十多、五十多岁的干部，都将步入甚至超过传统的退休年龄。但届时，如果‘终身制’已经成为所有人默认的规则，他们绝不会甘心退出舞台。他们会用尽一切方法——经验、资历、人脉、还有可能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来抵制任何让他们‘退休’的企图。到那时再想推行退休制度，就等于是向整个国家的既得利益官僚阶层宣战！阻力会比现在大一万倍！”
他继续描绘那可怕的图景：“即使我们凭借非凡的意志和力量强行推行了，结果呢？一下子空出成千上万的关键领导岗位，而我们根本没有足够数量、经过充分锻炼和考验的储备干部来接替！年轻人或许有热情，但缺乏经验和必要的威望。整个国家机器，从中央到地方，将会出现可怕的人才断层和青黄不接。政府的运转效率会急剧下降，甚至可能出现指挥失灵、政策空转、地方割据的混乱局面。那将是一场自我引发的行政灾难。”
赫鲁晓夫立刻用力点头，接过米高扬描绘的可怕未来，将其与当前的政治病根联系起来：“对对对！米高扬同志，你说得太对了，一针见血！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现行的政治体系，从某个时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畸形、不健康的发展状态。权力过度集中且缺乏制衡，干部队伍固化，新鲜血液难以注入。如果在这种不健康的基础上，再叠加未来必然出现的‘人才断崖’，同志们，你们想想，我们的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
铁木辛哥元帅被这连贯的逻辑和描绘的可怕前景震慑了，他喃喃地吐出几个字，声音沉重：“会……更加衰弱。比战场上失败更彻底的、从内部开始的衰弱。” 他想起了军队里一些论资排辈、压制年轻军官的现象，这何尝不是整个体制的缩影？
“没错！就是从内部朽坏！” 赫鲁晓夫一拳轻轻捶在桌上，但控制着力道，更像是一种强调，“所以，我们必须思考更根本的问题。同志们，请你们再试想一下，抛开一切政治因素，仅仅从人的自然规律出发：如果推行干部终身制，当我们自己步入晚年，我们的头脑是否还能像年轻时那样敏锐、睿智，跟上日新月异的科技和世界形势？我们的身体是否还能承受高强度、连轴转的工作压力？”
米高扬苦笑着摸了摸自己有些稀疏的头发，坦诚地回答：“不会。我今年还不到五十，就已经明显感觉到精力、记忆力，远不如几年前了。处理复杂财政数据时，需要更专注，也更易疲劳。” 他的坦白引起了在座不少人的暗自认同。
赫鲁晓夫重重地点点头，抛出了他最锋利、也最触及在场每个人切身感受的一击：“那么，再进一步试想，在一个干部事实终身制、上位主要依靠资历和忠诚而非持续能力与业绩的环境下，会产生怎样的官场文化？还有多少人敢坚持原则、说真话、提不同意见？ 大家会不会都把心思用在揣摩上意、曲意逢迎、维护关系网络上？”
他的目光变得锐利，直指近期最令人压抑的现实：“看看我们现在开的许多会议，尤其是政治局的一些会议！我们往往只能听命，只能讨论如何执行，而不是真正探讨政策本身的得失！即使……即使最高指示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考虑不周、甚至……与现实脱节的地方，我们又有多少有效的渠道和勇气去提出异议？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位置上，异议本身就可能带来风险，而顺着说、强化说，总是更安全。我们失去了平等、健康讨论的话语权！这难道是一个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政党应有的状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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