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西山官邸,小会议室
炉火无声地燃烧,驱散着初冬的寒意。民政部部长张爱民坐在赵振对面,手里拿着厚厚一叠各地汇总上来的情况简报,脸色比窗外的天色还要凝重几分。
“总司令,”张爱民清了清嗓子,开始汇报,“民间抵制情绪相当普遍,执行阻力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大。”
赵振靠在椅背上,手里把玩着一支红蓝铅笔,表情平静,似乎早有预料:“具体说说,都是哪些人在闹?”
“主力是乡村的老人,特别是那些掌管家事、观念传统的老太太、老爷子。”张爱民翻着简报,“他们反对的声音最大,骂得也最难听。
他顿了顿,语气稍微缓和:“不过,也有值得注意的积极信号。城市里的年轻人,特别是国有工厂的工人、机关单位的年轻职员,反对声浪要小得多,甚至基本没有公开反对的。 很多新婚夫妇私下表示,现在养孩子成本不低(尽管有补贴),更费心费力,一个孩子已经够折腾了,严重影响他们工作后的个人生活和娱乐。‘孩子太麻烦,影响享受生活’这种想法,在年轻市民中开始出现。”
赵振听到这里,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是嘲讽还是觉得有趣。他放下铅笔,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乡村老人的观念是几千年的积习,一时半会儿扭不过来,可以理解,但不能成为阻碍。”
汇报完棘手公务,气氛有些沉滞。赵振似乎想缓和一下,忽然换了副闲聊的口吻,带着点促狭问道:“张部长,说起来,你有几个孩子啊?”
张爱民没想到总司令会突然问这个私人问题,略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报告总司令,我有三个儿子。不过都是在咱们推行计划生育之前生的,都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 他特意强调了时间点,既是事实,也隐约带着点“逃过一劫”的庆幸。
赵振哈哈一笑,指了指他:“你倒是赶上了好时候。” 这句玩笑让会议室里紧绷的空气松弛了不少。
张爱民见气氛活跃,胆子也大了一些,想起调研中另一个渐显的苗头,半是探讨半是玩笑地反问:“总司令,咱们现在对‘超生’的罚则定了,那……对于坚决不生,或者干脆不结婚的年轻人呢?现在城里有些时髦青年,可真有这想法。这算不算……另一种‘不稳定因素’?”
他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刁钻,带着点基层官员应对新情况时的困惑和试探。
赵振闻言,想都没想:“不生的?不结婚的?那当然也是问题!国家需要健康的代际更替和稳定的家庭单元。如果适龄青年普遍拒绝生育和婚姻,长期来看就是国家的不安定因素,会影响劳动力、消费市场甚至社会结构。”
然而,他话音刚落,就看到对面的张爱民脸上露出一种极其古怪的表情,那表情混合着惊愕、忍俊不禁,以及一种“您可真敢说”的微妙意味。张爱民没有接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眼神里的含义复杂难明。
会议室里突然安静了几秒。
赵振看着张爱民的眼神,猛然间反应了过来。他自己至今没有结婚,没有孩子,连个公开的女朋友都没有!
他刚才那番“不生的不结婚的也要罚”的宏论,此刻听起来简直像是最荒谬的自我嘲讽。
“……”
赵振的脸色瞬间变幻了几下,方才谈论国家大事时的威严和决断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罕见的、被戳破隐秘矛盾的尴尬,甚至还夹杂着一丝恼羞成怒。他最终什么解释也没说,只是从牙缝里挤出一个短促而有力的字:
“滚。”
这个字说得并不严厉,甚至带着点无可奈何的味道。
张爱民如蒙大赦,赶紧站起身,忍住几乎要溢出来的笑意,立正敬礼:“是!总司令,我这就去完善方案!” 说完,几乎是踮着脚,快速而轻巧地退出了会议室,轻轻带上了门。
门关上后,赵振独自坐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对着炉火发了一会儿呆。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无名指,那里空无一物。
他忽然低低地笑了一声,摇了摇头,不知是在笑张爱民的胆大,还是在笑这命运安排的、略显讽刺的处境。
柏林,帝国总理府,元首会议室
炉火同样在这里燃烧,但空气却弥漫着一种与龙国西山官邸截然不同的、混杂着焦虑、嫉妒与无力感的沉闷气息。壁炉上方悬挂的巨幅欧洲地图上,代表第三帝国控制区域的黑色蔓延得令人心悸,却也隐隐透出一种外强中干的脆弱。与龙国讨论如何“限制”人口增长的会议不同,这里萦绕的,是另一个极端的人口噩梦。
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推了推眼镜,用他那特有的、清晰而略带阴郁的语调,念出了一份来自远东情报分析的摘要,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刺耳:
“根据可靠情报评估,龙国在刚刚过去的1945年,仅户籍统计的净人口增长就超过三千万。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如此爆炸性的增长,前所未有的强硬人口限制政策,所谓‘计划生育’的推行力度骤然加大。” 他放下文件,镜片后的目光扫过同僚,“他们似乎……在为自己的人口太多、增长太快而感到烦恼,并决心用强力手段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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