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抛出来，会议室里短暂的安静了一下。学者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先前的不耐烦稍稍被一种学术探究的兴趣所取代。那位社会学教授沉吟片刻，缓缓开口：
“部长先生，您这个问题，恰恰可能指向了核心。如果数据无误，那么这意味着龙国的国民经济体系、科技研发体制、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运行逻辑，与我们熟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存在 根本性差异。可能包括：高度集中的计划与协调能力，减少了市场摩擦和资本逐利导致的重复浪费；将关键资源（人才、资金、材料）向战略目标进行极限聚焦的能力；一种可能基于强烈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驱动的、远超常规薪酬激励的全民（包括工人、工程师、科学家）奉献精神；以及……可能存在的、我们尚不了解的某些技术共享或转化捷径。要解释这种‘投入产出比’，恐怕不能仅仅从军事预算数字本身看，必须深入分析其背后的 整体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也就是总统先生想讨论的，‘社会性质’。”
他看向杜鲁门，眼神变得严肃了一些：“总统先生，如果您的目标是进行有效的意识形态批判和争夺话语权，那么仅仅贴标签是不够的。您必须首先 真正理解 您要批判的对象是如何运作、何以取得这些成就的——即使这些成就让您感到不安。否则，任何批判都将是无的放矢，难以获得国际社会，尤其是那些面临发展问题国家的共鸣。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那位经济学教授的话语，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会议室里激起了远比之前更为剧烈的波澜。
“龙国的军费之所以显得‘低廉’，” 教授推了推眼镜，继续用他那冷静到近乎残酷的学术口吻剖析，“根子在于其 独特的军工所有制和运行机制。首先，他们的核心军工体系，从枪炮厂到造船厂，再到飞机制造公司，几乎是百分之百的 国家所有、军队直管或深度控制。这不是普通的国有企业，更像是军队的延伸生产部门。”
他环视一圈被吸引注意力的听众：“更关键的是，这些工厂里的核心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甚至不少熟练工人，本身就是 拥有军衔的现役或退役军人。对他们而言，完成生产任务就是军事命令，效率、质量和保密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且人力成本远低于我们需要支付给私营企业高管的薪酬和股东的利润。”
“其次，” 他竖起第二根手指，“生产资料的高度国有化。钢铁、有色金属、能源、化工原料……这些基础工业门类同样掌握在国家手中。当军队向‘自家’的工厂下单，工厂再向‘自家’的矿场和钢厂采购原料时，中间的流通环节和利润诉求被压缩到极致。军队的采购价格，几乎就是生产成本价，没有任何市场溢价、经销商利润或资本回报压力。”
他看着战争部长越来越震惊的脸，给出了一个更具冲击力的对比：“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将龙国军队现在装备的一艘‘龙渊’级航母、一架‘海东青’战机、一辆他们的主战坦克，完全按照 美国本土私营军工复合体的定价规则、供应链成本和利润要求 来核算总价……那么，龙国当前公布的军费总额，如果按照我们的价格体系重新计算，恐怕不是我们军费的80%，而会是 200%到300%，甚至更高。他们的‘80%’军费，买到的是我们‘200%-300%’预算才能获得的硬件规模和科技水平。这，就是体系差异带来的‘价格扭曲’和效率鸿沟。”
“什……什么？！” 战争部长几乎是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声音都变了调，“这……这种模式……可信吗？效率真能这么高？没有腐败和浪费？” 他身为军人，太清楚美军装备采购中那令人头疼的成本超支、议价扯皮和利益输送了。
那位经济学教授，以及旁边几位研究比较经济制度的学者，都肯定地点了点头。教授平静地回答：“根据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碎片化信息、叛逃者的证词、以及对龙国经济产出和军事装备规模的逆向推算，这个模型具有很高的解释力和可信度。至于效率和腐败……在一个高度集权、纪律严明、且将军事工业视为生存命脉的体制下，他们有能力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 压制内部损耗，集中力量办大事。腐败？或许有，但在那种高压和监督机制下，其程度和影响恐怕远低于我们的想象。甚至可能……（他斟酌了一下用词）‘浪费’都被纳入了一种有计划、可接受的‘试错成本’范畴。”
另一位一直沉默、专攻产权制度的历史学家，此时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探究：“还有一点可能更为根本……根据一些非常边缘但反复出现的情报线索，龙国早期（乃至现在）的许多核心重工业和军工资产，其初始资本来源极其特殊。很大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奠定基业的那部分，并非来自国家税收或发行债券，而是 直接来自赵振个人及其早期掌控的庞大财富。换句话说，在龙国北方军政府崛起的初始阶段，赵振是 用自己的私产，投资、创建或赎买了那些关键的工厂、矿山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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