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记忆与真相和解委员会”的筹备处在科特罗切尼宫一侧的配楼里正式挂牌。这里很快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长长的、沉默的队伍开始出现在门口，男女老少，带着他们尘封的记忆和永不愈合的伤痕，前来提供证词。
米哈伊坚持要亲自阅读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证词摘要。他并非想沉浸于苦难，而是认为，作为呼吁建立这个委员会的人，他必须共同承担这份凝视深渊的重量。
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他在书房里读到了玛丽安娜·波佩斯库的档案。这位年近六旬的女士，曾经是布加勒斯特大学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讲师。证词记录了她如何在一次私下的学生聚会上，随口评论了一句“齐奥塞斯库同志在农业问题上的看法或许可以再斟酌”，便被在场的一位“朋友”告发。随之而来的是深夜敲门声，秘密警察的审讯，她被指控“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散布反动言论”。她失去了教职，被发配到偏远的工厂进行“劳动改造”，而她的丈夫因试图为她辩护而遭到更残酷的迫害，最终在一次“意外”的工地事故中丧生。档案里附了一张她当年的照片，眼神明亮，充满活力，与证词末尾描述的如今这位眼神空洞、靠微弱养老金和镇定剂度日的老妇人判若两人。
米哈伊放下档案，走到窗边，雨水顺着玻璃蜿蜒流下，如同无声的泪水。他感到胸口一阵窒息的沉闷。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悲剧，这是成千上万个被碾碎的梦想的缩影。那个体制，不仅剥夺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更系统地摧毁了信任、尊严和思想的自由。
几天后，他在基金会的办公室里，秘密会见了一位特殊的访客——前秘密警察（Securitate）的中层军官，代号“鼹鼠”的扬·德勒吉奇。此人主动联系委员会，表示愿意提供内部信息，以换取有限的豁免（不追究其个人罪行，但需如实作证）。
德勒吉奇是个矮胖、头发稀疏的男人，眼神闪烁，说话时总是不自觉地搓着手指。他描述了监控系统的运作方式，如何发展线人，如何制造“意外”来清除目标。他的叙述冷静、细致，甚至带着一丝技术性的炫耀，仿佛在描述一台精密仪器的操作手册。
“我们不在乎他们是否真的有罪，”德勒吉奇用一种平淡无奇的语调说，“我们在乎的是他们是否‘可能’有罪。一句抱怨，一个眼神，一份未经批准阅读的西方杂志，都足以构成嫌疑。恐惧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武器。当每个人都在怀疑邻居、朋友，甚至家人时，体制就安全了。”
米哈伊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也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情绪。但当德勒吉奇提到他们如何系统性地破坏家庭关系，鼓励子女告发父母，夫妻互相监视时，米哈伊握紧了放在膝上的拳头，指节微微发白。
会见结束后，德勒吉奇被秘密带走。米哈伊独自在房间里坐了许久。与玛丽安娜那样的受害者证词不同，德勒吉奇的证言展现了作恶机器一方的冰冷逻辑，这种非人化的“效率”同样令人不寒而栗。他更加确信，如果不把这些运作机制暴露在阳光下，类似的幽灵未来很可能改头换面，再次归来。
当晚，他与卡罗尔共进晚餐时，显得异常沉默。
“父亲，您还好吗？”卡罗尔担忧地问。
米哈伊抬起头，眼中带着深深的疲惫：“我看到了太多伤痕，卡罗尔，有些在表面，有些在灵魂深处。推动真相，意味着我们必须亲手触摸这些脓疮。这过程……比想象中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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