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深秋的香江高等法院，罗马式柱廊在晨光中透着庄严，门前的台阶上挤满了记者和市民，相机的闪光灯此起彼伏，像一群躁动的萤火虫。林宸穿着笔挺的警服，手里提着黑色公文包，里面装着足以让乌鸦万劫不复的证据——从观塘仓库缴获的白粉账本、阿明的伤情鉴定报告、东星线人的当庭指证笔录，还有小马哥从东南亚传回的“山口组与乌鸦交易的录音片段”，每一份都贴着“ICAC封存”的红色封条，确保庭审中不会出现任何“证据瑕疵”。
“林探长，里面的记者都在等您，市民代表也来了，说一定要看到乌鸦被定罪。”法院工作人员迎上来，低声说道，目光扫过林宸身后的马军和华生——两人穿着便服，却保持着警惕的姿态，今天不仅是庭审日，也是东星残余可能报复的日子，他们要确保林宸和旁听席市民的安全。
林宸点点头，深吸一口气走进法院。庭审大厅里，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旁听席座无虚席：前排是《香江日报》的苏丽珍和摄影记者，他们的相机早已对准被告席；中间坐着冲锋队的队员，阿明的母亲也来了，她穿着黑色外套，手里攥着阿明住院时穿的病号服，眼神里满是期待与隐忍；后排则零星坐着几个东星的残余成员，他们低着头，却时不时用凶狠的目光扫向原告席，试图用眼神施压。
上午10点，法槌“咚”地一声落下，庭审正式开始。乌鸦穿着囚服，被法警押进被告席，他的手腕还缠着绷带（之前被马军折断后刚拆石膏），脸色苍白却依旧透着嚣张，在看到林宸时，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林探长，这么大阵仗，是怕我翻案？”
林宸没有理会他的挑衅，在法官的允许下，将公文包里的证据一一呈上。首先是白粉账本，泛黄的纸页上用铅笔记录着每一笔交易：“1981年8月，马尼拉运货10公斤，分销油麻地夜市，收入50万港元”“1981年9月，给山口组结军火钱20万港元”，每一笔都有乌鸦的签名缩写“W.Y”。
“法官大人，这份账本是在观塘仓库的铁柜里发现的，钥匙只有乌鸦一人持有，ICAC已经鉴定过，签名确为乌鸦本人所写。”林宸的声音清晰地传遍大厅，“账本显示，东星在过去半年内，共走私白粉40公斤，获利超过200万港元，这些钱一部分用于购买军火，一部分用于争夺地盘，直接导致旺角火并3起，市民受伤7人。”
乌鸦立刻反驳：“这账本是伪造的！我根本没签过这些字！是你们警队为了抓我，故意做的假证据！”
“是吗？”林宸早有准备，示意法警播放一段监控录像——画面是观塘仓库的内部监控（之前华生切断电源前，已录下乌鸦在铁柜前记账的片段），视频里，乌鸦穿着丝绸衬衫，正低头在账本上写字，写完后还对着镜头方向冷笑了一下。“这段监控是仓库的备用摄像头录下的，没有经过任何剪辑，ICAC的技术人员可以作证。”
乌鸦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却还在挣扎：“就算账本是真的，袭击阿明也不是我指挥的！是我的手下擅自行动，跟我没关系！”
这时，阿明的母亲缓缓站起身，在法官的允许下走到证人席。她举起阿明的病号服，上面还留着干涸的血迹，声音带着颤抖却异常坚定：“法官大人，我儿子阿明，是冲锋队的警员，他只是在下班路上买了个叉烧包，就被你手下的人打成重伤，左腿粉碎性骨折，现在还在医院躺着，连路都走不了！你说跟你没关系？可你的手下说，是你让他们‘废了冲锋队的人’！”
旁听席瞬间响起骚动，市民代表们纷纷举手要求发言，苏丽珍的相机不停地拍摄着这一幕——这些画面，后来成了《香江日报》“东星罪行实录”专题的核心内容，标题写着“病号服上的血迹，是黑帮无法掩盖的罪证”。
为了彻底打消乌鸦的狡辩，林宸还请来了关键证人——之前给乌鸦通风报信的警署清洁工人（雷洛已策反他）。证人在法庭上供述：“乌鸦让我盯着冲锋队的动向，10月15号那天，我告诉他阿明下班的路线，他说‘要让阿明知道，得罪东星的下场’，还答应给我5万港元报酬。”
随着证据链越来越完整，乌鸦的反抗渐渐变成了沉默。当法官问及“是否与山口组有军火交易”时，他紧闭着嘴，却在林宸播放小马哥传回的录音片段（里面有乌鸦和松本讨论“下个月运一批AK47到香江”的对话）时，彻底瘫坐在被告席上，眼神里满是绝望。
下午3点，法官当庭宣判：“被告乌鸦，犯走私毒品罪、故意伤害警员罪、勾结境外黑帮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东星相关涉案人员，由警方继续追查，涉案财产全部没收，用于赔偿受害市民。”
法槌落下的瞬间，旁听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阿明的母亲捂着脸哭了出来，嘴里念叨着“阿明，坏人被抓了”；冲锋队的队员们互相击掌，马军的嘴角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苏丽珍立刻拿出手机，给报社发去快讯：“东星头目乌鸦被判12年，白粉线彻底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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