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会儿是一九七九年，我十九，在天津友谊罐头厂当学徒。厂子在吴家窑那一带，那地方偏，出了厂门往南走就没什么人了，到了夜里静得只剩风声。我在仓库干搬运工，活粗，师傅们在前头卸货码货，我们这些学徒就在后头收拾零碎，扫地、归置破筐烂篓，干完活才能跟着走。
那天晚上九点多，从承德拉来一车山楂，卸了一个多钟头才完事。师傅们进库房里面归置去了，按规矩学徒不能跟进去，我一个人留在后面扫地。仓库在厂区最里头，靠着一面老墙，墙根底下长满了野草，墙头是青砖的，窄得连只猫蹲上去都费劲。
我正弯腰扫着一地碎叶子，一抬头，就看见那墙头上蹲着个东西。说东西，是因为我第一眼没认出那是个人——黑乎乎的，缩成一团，像一大块旧布料搭在墙头上。我定住没动，手里的笤帚悬着，盯着看了几秒，那团东西慢慢直起来了。是一个穿黑袍子的男人，袍子黑得发沉，领子翻出一圈白边，像旧书上画的那种传教士穿的衣裳。他的头发很长，散在肩膀上，脸藏在阴影里看不清，但轮廓大得吓人，蹲在墙上都比我站着高出一截。
他没动，我也没动。风从墙那边灌过来，他袍子的下摆被吹起来一点点，又落下去。然后他站了起来——从蹲着的姿势直起身，像一扇门被人慢慢拉开。墙头上没有站脚的地方，可他站得稳稳当当，脚尖踩着青砖边沿，脚跟悬在外面。我嗓子发干，想喊，声音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他忽然动了，不是跳，是整个人往上拔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从上面提了一下，飘过了墙头，在最高处顿了一瞬，然后落了下去，像一片黑布被风卷走了。
我转身往仓库里面跑，腿是软的，笤帚掉在地上也没捡。冲进去喊了师傅，七八个人拎着手电筒跟我出来，往后墙上照，光柱在墙头上扫了几个来回，空的。墙上只有枯草被风压弯了又弹回来。一个师傅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穿黑大袍子的大个子。他们互相看了看，没人说话，收了手电回屋里去了。
第二天我去找看大门的老刘头。他七十多了，退休返聘的，在厂里待了大半辈子，门口那把藤椅磨得发亮。我蹲在他旁边把昨晚的事说了，他听完没接话，抽完一根烟才开口：“你小子也看见了。”他说他不是第一个，几年前就有人见过，值夜班的、守仓库的，前前后后不止一两个，每次都是那面后墙，都是那身黑袍子、白领子。他说咱们厂这块地皮，以前是万国公墓，天津租界那些年死了的外国人，来不及运回去的都埋在这一带。后来公墓迁了，厂子盖起来，可有些东西没跟着走。
“那穿戴，”老刘头搓着烟屁股说，“我年轻时在西宁道那边的教堂见过，洋人牧师就穿那个。”他压低了声音，又补了一句——说那间教堂早年有个洋人牧师，鹰钩鼻子，眼窝深得像两个洞，长得吓人，私底下传他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有人说他害过小孩。后来那人死了，连自己国家的人都不肯把尸骨领回去，就草草葬在了万国公墓里。打那以后，那一片就没消停过。
我听完没再接话，抽了他一根烟，抽完了站起来走回仓库。那之后每天晚上去后仓库干活，我都会下意识往那面墙上看一眼。墙头上灰扑扑的，什么都没有，可有时候风把枯草吹动了，影子一晃，我心里还是会紧一下，觉得那团东西随时会重新蹲上去。
又过了些日子，大概是一两个月之后的一个晚上。那天我跟车队几个人在后仓库喝酒，仓库后面的窄路过去就是精神病院的后墙，两栋建筑挨着，夜里经常能听见那边有人喊叫，我们早习惯了。那天晚上大概两点多，我们正围着张破桌子听车队组长讲他跑长途遇见的怪事，说着说着，精神病院那边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那声音尖、亮，不是哭也不是闹，是在对着窗外喊：“哎！你往我这儿跳！你往我这儿跳啊！”我们几个人全停了，碗端在嘴边没人喝。那声音停了一下，又响起来：“你看我！你看我！你跳啊！你过来！哎，你跳，你再高点！哎呀跳得真高！再高点！再高点！”
组长放下碗站起来往外走，我们跟着出去，仰头往那边看。三楼一扇窗户亮着，灯光明晃晃的，窗框里晃着一个女人的身影，她扒着窗框朝另一个方向喊，面朝的位置，正是那片空地——就是我看见那个黑影落下去的方向。那声音在冷风里传过来，一下一下的，像是往谁耳朵里钉钉子，钉一下拔出来再钉一下。我后背发紧，手里的酒碗已经被风灌凉了。
她喊了很久，从两点多一直喊到快四点。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跳啊”、“高点”、“往我这儿来”。后来那声音变了，像是喊岔了气，嗓子劈了，尖里带哑，可还是没停。我们几个人站在仓库外面听了快两个小时，谁也没再进去坐。组长把碗里的酒泼在地上，说了一句“别喝了”，回屋套上外套走了。我站在风里又听了一会儿，她还在喊，那声音贴着墙根爬过来，灌进耳朵里，怎么也堵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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