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八年的辉煌成果，如同最绚烂的烟火，照亮了帝国的天空，却也投下了更深的阴影。朱雄英推动的变革，在取得惊人成效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触动了旧有利益格局最敏感的神经。那些曾被压制、被边缘化，或因变革而利益受损的势力，开始在暗处悄然集结，寻求反扑的契机。
这股潜流的第一波涌动，并非直接针对朱雄英，而是指向了变革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成果——海事总局与新式海贸政策。
这日大朝会，气氛在最初的祥和之后，骤然变得紧张起来。都察院一位素以清直敢言着称的御史，陈文韬，手持玉笏，出班朗声奏道：
“陛下，太子殿下！臣闻广州市舶司依《海贸新例》，允那红毛番商（指荷兰人）泊靠贸易，其船坚炮利，夷人性情狡诈，近日竟因货价争议，与本地商户发生殴斗，致我大明子民三人受伤！虽已按新例惩处，然夷人桀骜，可见一斑！”
他顿了顿，声音愈发激昂：“《新例》放宽海禁，许夷商互市，美其名曰‘管控’、‘征税’，实则引狼入室，致使其辈窥我虚实，滋扰地方！长此以往，恐非但税收未见其利，反生边衅，动摇海疆！臣恳请陛下，暂缓《新例》，重议海禁之策，以绝后患！”
此言一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块巨石。立刻有几名官员出声附和，言辞虽不如陈文韬激烈，但核心意思一致：海外贸易风险太大，容易引发冲突，不如回归旧制，以求安稳。
他们看似忧国忧民，实则代表了背后那些与旧有走私网络、朝贡贸易体系利益攸关的势力，以及部分顽固坚持“天朝上国”无需与夷狄通商换取利益的保守派。
龙椅上，朱元璋眉头微蹙，没有立即表态，目光扫向朱标和朱雄英。
朱标面色凝重，正准备开口，朱雄英却上前一步，平静地问道：“陈御史，你只言夷商滋事，可曾查明滋事缘由？市舶司依《新例》处置，是否公允？此外，广州市舶司试行《新例》以来，海关税收几何？较之往年，是增是减？因商船往来，带动本地脚行、客栈、货栈、匠作等行当，新增了多少营生？”
这一连串的问题，精准而犀利，直指核心。陈文韬显然只准备了“道德”和“安全”的炮弹，对于具体的经济数据和社会效应，一时语塞。
这时，户部尚书茹太素再次挺身而出，他手持一份卷宗，声音洪亮：“回陛下，殿下！老臣正有本奏。广州市舶司自试行《新例》以来，至上月终，征收关税及各类商税，累计已达八万七千余两白银，较去年同期增长近三倍！此外，据广州府上报，因海商云集，码头力夫、客栈酒肆、翻译牙行乃至城内各类商铺，生意普遍兴旺，雇佣人手增加逾千，市面繁荣，远超往年！”
数字是最有力的武器。茹太素的话，如同重锤，敲在每一个反对者的心上。
朱雄英接过话头，目光扫过陈文韬及其附和者，声音清越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陈御史忧心边衅，其心可勉。然，因噎废食，岂是治国之道？夷商滋事，自有法度裁处，我大明律例，难道管不了几个外邦商人？若因其一二害群之马，便闭关锁国，放弃每年近十万两的关税，断绝数千百姓的生计，断绝了解海外、学习彼之长技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因小失大，自缚手脚！”
他转向朱元璋，躬身道：“皇祖父，孙儿以为，海贸如大江奔流，堵不如疏。《新例》便是这疏导之渠，规范之堤。我大明欲开万世太平，岂能畏首畏尾，画地为牢？当以堂堂正正之师，行互利共赢之事！若有夷狄敢恃强凌弱，我大明水师新建之‘洪武’战舰，我水师官兵刻苦操练之成果，正为守护海疆、扬我国威而备！”
这番话，既有对事实的厘清，又有对利益的权衡，更拔高到了国家战略和民族自信的层面，格局高下立判。
朱元璋听得连连点头，他一生征战，最不缺乏的就是开拓精神和魄力。他大手一挥：“英儿所言极是！几个红毛番闹事，按规矩办了就是！难道我大明还怕了他们不成？这海贸，既然能增收，能惠民，还能练水师，那就接着干！不仅要干，还要干得更好！”
皇帝的金口玉言，彻底压制了朝堂上这第一波针对海事的非议。
然而，暗流并未就此平息。数日后，一场更隐蔽、更恶毒的攻讦，悄然指向了工政革新的核心——匠籍制度改革。
一股流言开始在南京城的官场和士林中传播，其核心指向惊人：皇长孙朱雄英如此大力提高匠户地位，允许其竞聘、私营，乃是包藏祸心，意图“收买匠户人心”，培养只知皇长孙而不知朝廷的“私兵”和“死士”！更有甚者，将工部将作监那高度保密的“蒸汽推动”研究，污蔑为“暗造奇巧淫器，图谋不轨”！
这流言极其阴毒，直接触及了皇权传承中最敏感的神经——结党营私，培植个人势力。它刻意混淆了提高生产效率与收买人心的界限，利用了朱元璋晚年多疑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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