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伍军人事务部将报告提交内阁时，附了一行小字：“建议扩大试点规模至200人，年度预算增加15%，预计可带动相关区域管控成本下降8%。”
这一次，没有人反对。教会高层甚至主动找上门，提出要将“互助训练”纳入主日学校的课程体系，理由是“契合奉献教义，能吸引更多信徒”。艾莉诺清楚，他们真正在意的，是试点数据带来的“政绩”和潜在的捐赠增长。
两年后，艾莉诺十七岁那年，“互助训练”正式写入魏国《社会心理健康促进法》附录。法条措辞很谨慎：“鼓励在自愿基础上开展社会连接能力培养，以提升公民幸福感与社会和谐度。”
但附录的细则里，艾莉诺在萨拉的建议下，加入了一这么一条关联机制：所有参与训练的公民，其社会行为数据将接入新建的“公民贡献评估系统”，系统评分与税收优惠、公共服务优先级挂钩。
“用利益引导行为，用行为塑造神经通路。”艾莉诺在立法审议会上说，“我们不强迫，任何人觉得自己有义务或者有责任去帮助别人；我们只是鼓励，形成这种行为会成为他们最佳选择的共识。”
台下议员们沉默地听着。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悄悄让自己的子女参加了教会开设的“灵性修养进阶课程”。在这些课程结束后，孩子们确实变得更加有耐心，也更加富有同理心了，不再为豪车、限量版仿生宠物跟父母争吵，反而开始关心社会的变化。有的开始关心别墅区里的独居老人；有的则开始关心社会福利政策的导向；还有的则更关注身边家人。
有了这些身边切实的变化，就算是保守派议员，有时候也会私下与同僚聊到这个话题：“至少比让他们上街抗议强。”
而当魏国的新第七区，也就是原来的国王十字街区改造完成，数据很快出来：试点社区犯罪率下降62%，居民抑郁量表评分平均改善41%，社区管理成本降低34%。
新社区保留了30%的老建筑，但内部完全升级：公共区域布满传感器，实时监测居民情绪波动；社区服务中心的AI会为每位居民匹配“互助任务”——帮邻居修水管、教孩子编程、陪孤寡老人聊天。完成任务可获得“贡献点”，兑换社区内的各类服务。
内阁看到报告时，财政大臣只说了一句：“全国推广，预算加倍。”
到艾莉诺二十二岁时，魏国基层社会已经变了样。
走在街上，“乌托邦”式的场景在这里随处可见。你会去便利店，会发现便利店店员大多都会给独居老人塞一包纸巾，老人下次来时则会带回一瓶自己腌制的酱菜；社区花园由居民轮流维护，谁种的花开了，整个街区都知道；公共飞车上让座已经成了本能反应，倒不是因为道德绑架，而只是不让座会触发潜意识里的轻微不适感。这其实已经说明，艾莉诺在魏国的“利他神经训练”已深入人心。
魏国作为九鼎会的核心成员国，它的变化引起了不少国外知名媒体的采访和报道。其中，来自晋国主流媒体《太阳城日报》做的专题报道，目前阅读量最大，标题就是《乌托邦实验场？》。
文章里写：“在这里，乌托邦式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但常态背后，是每平方公里374个监控探头、每个公民后颈处微小的神经接口、以及每时每刻都在计算‘社会贡献值’的中央算法。”这篇文章显然直接忽略了艾莉诺改革过程中，对于人心向善这个部分的改造内容，只关注了现象本身。不过这也是《太阳城日报》一贯的写作方法——故意引起争议。
所以，不出预料的，文章不仅在九鼎会内部，甚至在国际上都引发了激烈而广泛的讨论。支持者称魏国找到了“后稀缺时代的文明出路”，反对者警告这是“精致的奴役”。但无论如何，对于民众而言，相比九鼎会众多成员国治下混乱的社会环境，魏国就如同桃花源一般，申请移民魏国的人数，在接下来两年增长了470%。
艾莉诺开始频繁出席九鼎会高层会议。她不再穿华丽的宫廷长裙，而是剪裁利落的深色套装，发言时数据援引精准，提案逻辑严密。其他成员国的代表私下叫她“算法公主”。既敬畏她背后的技术力量，又忌惮她日渐扩张的影响力。
一位老牌成员国外交官在闭门会议上说：“她让民众‘幸福’得太快了。幸福的人不需要变革，但幸福的标准由谁定义？由她的算法定义。这比枪炮更危险。”
二十三岁生日那天，艾莉诺在“源点之海”见到了刑天。
此时的光海已不是当年的碎片。魏国分区内，活跃意识体超过八百万，大部分是完成了基础神经训练的普通民众。他们在这里练习更复杂的“利他协作”：有人组队修复古籍数字档案，有人共同设计无障碍城市方案，有人只是静静地“共鸣”彼此的情绪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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