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受雇于一家文化公司，去川西邛崃山脉深处拍摄一组关于“四川最后的手工造纸坊”的纪录片。当地向导老周带我爬了六个小时的山路，才在天黑前抵达那个叫“纸源沟”的地方。村子很小，总共不过二三十户人家，沿着一条溪沟散落在竹林深处。我是来做田野调查的，公司给我在当地找了个住处，说是村里最宽敞的一栋老宅，主人姓沈，全家搬到山下县城去了，房子空着，正好给我住。
老宅是典型的川西民居格局，一座带天井的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黑瓦白墙，院坝里长满了青苔。走进正堂，迎面是一张褪了色的香案，香案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黑白遗像，照片里的人穿着民国时期的长衫，面容清瘦，目光平静地直视前方。遗像下方用毛笔写着一行小字，墨迹已经发褐：“沈公讳敬亭，生于清光绪十二年，卒于民国二十六年。”我算了算，1937年，距今整整八十年。
老周帮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告诉我，沈敬亭是纸源沟最后一代“纸坊东家”，也是方圆百里最受人敬重的读书人。他办过私塾，教过书，后来接手了祖上传了五代的纸坊，生产的竹纸远销成都甚至汉口。“这个人厉害得很，”老周一边帮我铺床一边说，“据说当年连刘湘都派人来请他出山做官，他不去，说自己这辈子只想做好一张纸。”我随口问了一句那他怎么死的，老周的手顿了一下，抬头看了看正堂方向，声音低了下去：“说得是病死的，但老辈人传下来另一个说法——他是自己走进纸坊的浆池里淹死的。”
那天晚上老周转述的细节，我原本只当是山野间的怪谈，听过便罢。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段八十年前的往事——或者说，重新审视自己此刻正在经历的这段时光。
事情是从第三天晚上开始的。
那天白天我去了村子下游最后一家还在做纸的作坊，拍了一整天手工造纸的七十二道工序。作坊主是个年过七旬的老汉，叫宋德茂，干瘦矮小，手指关节粗大变形，像爬满老藤的枯枝。他做了一辈子纸，但从头到尾不肯看我镜头一眼，好像那个黑洞洞的镜头里藏着什么让他恐惧的东西。我问他做纸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他说“洗料”，再问就摇头不说了。收工的时候我跟他在作坊门口抽烟，他忽然没头没尾地冒出一句：“你住那屋子的前头，走的时候把正堂的门窗都关严实，夜里别开着睡。”
我问为什么。
他把烟头狠狠掐灭在门框上，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那屋子，有条路。”
我追问是什么意思，他已经转身走进了里屋，木板门在我身后吱呀一声关上了。
那天晚上回到住处，我洗完澡躺在木板床上翻白天的素材。山里的夜黑得彻底，没有路灯，没有车声，只有天井上方四四方方的一片夜空，缀着冷得发白的星子。大概凌晨一点多，我关了电脑正准备睡觉，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很轻，很细，像是有人在隔壁房间里用极慢的速度翻书。
我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声音又消失了。我以为是自己太累产生的幻听，翻了个身准备入睡。就在这时，我闻到了一种气味。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味道，最初是青竹的清香，接着转为湿润的纸浆气息，最后沉淀下来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类似墨汁混着旧木头的陈腐味。这三种味道层次分明地铺展开来，像是有人在我房间的某个角落，慢条斯理地展开一卷尘封已久的宣纸。
我猛地坐起来，打开床头灯。
昏黄的灯光照亮了半个房间，什么都没有。气味也在灯光亮起的瞬间消散了，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我在床边坐了很久，心跳得很快，但说不清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别的什么。那个气味给我的感觉很奇怪——它不像是单纯的恐怖，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近乎乡愁的东西。就好像我曾在很久很久以前闻过这个味道，久到我已经忘记了这段记忆，但身体却还替我记着。
我重新躺下，这次没关灯。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就在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那个翻书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这一次，声音不在隔壁房间。
就在我头顶。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猛地抽搐了一下，整个人像被人浇了一盆冰水，瞬间清醒过来。我不敢动，甚至不敢睁开眼睛，只能僵直地躺在床上，听着那个声音在我正上方不紧不慢地响着。唰，停顿，唰，停顿，像有人悬在半空中，低着头凑在我耳边，一页一页地翻着什么东西。
这个声音持续了大约一分钟。然后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一个男人的叹息。
那声叹息极轻极淡，像风吹过竹林顶梢的声响，但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得不像是在做梦。我听得出那是一个年长者的声音，气息绵长缓慢，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疲惫和怅惘。就好像一个人在漫长的跋涉之后终于停了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来路，发现所有的人和事都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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