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胜于雄辩。金永哲厂长看着对比数据和质量迥异的产品，沉默了。他召集全厂班组长以上干部开会，让试点班组的组长介绍经验。虽然会上仍有不同声音，但改进的势头已经无法阻挡。示范车间的建设也顺利推进，朝方派出的建筑队伍在中国专家指导下，严格按照工艺要求施工，进展迅速。
就在程佩珊以为工作走上正轨时，一个意外的“访客”打破了平静。
一天，朝方陪同人员通知，苏联驻朝鲜经济顾问团的轻工业专家伊万诺夫同志，在朝方轻工业省官员陪同下，要求参观“第二被服厂”和中朝合作项目。理由是“关心兄弟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进展”。
程佩珊心中一凛。苏联专家的突然到访，绝非寻常。她立刻通过加密渠道，向沈阳的赵刚做了简要汇报，并请求指示。赵刚的回电简洁而有力：“热情接待，专业展示，只谈技术，不论其他。涉及管理方法，强调‘因地制宜的实践总结’。留意其关注点。”
伊万诺夫五十多岁，身材高大，有着典型的苏联技术官僚气质，严肃，不苟言笑，提问直接而犀利。在参观了混乱的旧车间和井然有序的示范车间建设现场后，他又仔细查看了试点班组的生产记录和产品质量。
“程同志，”伊万诺夫通过翻译问道，目光锐利，“你们采用的这种计件工资和详细工序控制方法，据我观察，似乎更接近资本主义泰勒制的某些理念。在社会主义企业，如何保证这不损害工人的阶级感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如何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
问题直指核心，带着意识形态的拷问味道。旁边的朝方官员神情紧张起来。
程佩珊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回答：“伊万诺夫同志，感谢您的关注。我们的方法，首先源于满足实际生产需要、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率的迫切要求。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更应该体现在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优质的产品上。详细的操作规范，是为了消除生产中的随意性和浪费，确保每个工人都能明确知道如何正确地工作，这是对工人劳动的保护，也是对国家资源的负责。适当的物质激励，是对超额劳动和优质劳动的认可，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一致的。我们同时强调班组竞赛和互助，将个人进步与集体荣誉紧密结合。在实践中，试点班组的同志们热情很高，产品质量提升明显，这本身就说明了方法的有效性，也增强了工人对集体和国家的归属感。”
她避开了“泰勒制”的标签，而是将方法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现实需求挂钩，回答得滴水不漏。
伊万诺夫不置可否，转而问起设备：“这些缝纫机，还有裁床，看起来不是中国生产的？是从哪里进口的？”
“部分设备是我们根据生产需要，从国际市场上选购的性价比合适的型号。”程佩珊含糊道，“目的是为了尽快帮助朝鲜同志建立起符合要求的生产能力。技术的本质是为生产服务，不分国界。”
伊万诺夫没有再追问设备来源，但提出要看看中方专家使用的技术资料和培训教材。程佩珊坦然提供了《标准工序操作卡》和《常见缺陷分析指南》的朝文译本，这些都是纯粹的生产技术文件，不涉及任何敏感的管理理念阐述。
苏联专家翻阅良久，最后点了点头：“技术文件编写得很细致，实用性强。这对于基础技术培训是有益的。” 语气依然严肃，但敌意似乎减少了一些。临走前，他看似随意地对朝方官员说：“中朝同志的合作很有意义。苏联方面也愿意在轻工业领域，与朝鲜同志分享更多的技术成果，比如我们在化纤和人造革方面的最新进展。”
这句话，让程佩珊心中又是一动。苏联人这是在展示肌肉，也是在暗示朝方不要过于依赖中国方法，他们还有更“高级”的技术可以提供。
送走苏联专家，程佩珊立刻将整个经过，尤其是伊万诺夫最后那句话，详细记录并密报沈阳。她知道，苏联人的“关切”不会就此结束，这仅仅是开始。在平壤，她不仅要面对技术移植的困难，还要应对大国博弈投射下的微妙阴影。
就在程佩珊在平壤应对苏联专家时，大连试点也并非风平浪静。援朝项目抽调了骨干，试点车间的生产和管理压力剧增。更重要的是，随着试点名声渐响，尤其是“承接国家援外任务”这面政治正确的旗帜，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也招致了更多非议。
省里某部门一份内参，以“情况反映”的形式，送到了更高层。内参质疑大连试点“过分强调物质刺激，冲击计划生产秩序”，“管理方式有模仿西方之嫌”，甚至影射试点与香港资本的联系“是否会影响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虽然措辞谨慎，但指向明确。
这股风很快吹到了大连。试点工厂内部，原本就有些嘀咕的老工人和个别中层干部，似乎找到了依据，议论声又起。新招聘的工人则感到不安，担心政策有变。与“大昌”和“联发”的合作洽谈，也暂时停滞——对方似乎也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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