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二
复左制军 同治二年五月初八日
接连收到十三日、十七日惠函，但两地相距已远，书信到达往往超过半月，军情无法互相通达。此处近况，自东关、铜城闸攻克后，巢县即于二十二日克复，含山、和州于二十四五日均相继收复。舍弟与彭玉麟、杨岳斌之意，坚决主张鲍超军南下进攻二浦，直达九洑洲，定于初六日进兵。李鸿章听闻忠逆李秀成回救苏州，来函叮嘱舍弟猛攻金陵等地，勿使李秀成部能全力聚集于苏、沪。曾国荃军遂于二十八日攻破雨花台石垒及南门外各石垒，金陵城内贼军企图夺回数垒，连日前来扑击营濠，鏖战不休，其分股进犯仪征、扬州者，现仍围扑天长、六合。李秀成究竟在江北，还是在金陵，或已回苏州，至今未得确切消息。
蒋凝学、毛有铭二军救援寿州，二十七日直逼城下，二十八日攻破苗沛霖两座营垒。我军伤亡至五百余人，军官死者二十四人，士气顿时沮丧，非但不能解围，且恐为苗逆所乘。听闻陈玉成旧部四千人仍在苗沛霖处，故其战守坚悍有法度，绝非苗练未经大敌者所能做到，不知此消息是否确实？蒋君圆滑而轻敌，也本非破贼之才。
弟才力枯竭，自去年秋天以来，深自知不能胜任此职，现在又加上苗逆这一大患，正不知事态将恶化到何种地步。不久前又上疏密奏重申前议，请朝廷简派大臣前来会办，抄稿呈请您阅览。
李续宜痨病失音，仍住湘乡城内，病情轻重反复，深为可虑。犹如驾驭孤舟横渡大海，环顾船夫舵工，少有可以倚靠信任之人。来信称鄙人喜欢综核实务而推崇庸才，恐不尽然。近年来所见诸将中，唯有程学启总镇谋勇俱佳，去年调赴上海时，舍弟沅甫坚决不肯放人，兄弟力争数日，方强令其东行。其后程镇屡立奇功，舍弟虽深感庆幸李鸿章能振兴上海一隅，有益于全局，但也未尝不私下埋怨我这兄长，坐视他因得一人而强大，我这里因失一人而削弱。由此可知喜爱雄才俊杰而厌恶庸劣之人，看重干将莫邪而轻视钝刀，乃是人情之常态。如今碌碌隶属我部下者，庸碌则有之，值得推崇则未必。刘典有大功于徽州，就徽州境内筹饷，以供应其军，此事可行。只是茶捐一项，我这里先已加银四钱，曾经出示告谕，并于四月初十咨明您处备案，实难再加，以免失信于商民。休宁捐输一项，则民间穷苦饥饿者众多，府县屡次禀请发赈，寄谕也饬令劝捐赈济难民，黄冕与司道诸君各凑数百金寄往徽州赈饥。休宁捐输如有所得，只能赈济徽州灾民，不能即刻供给刘典军。屯溪铺捐，程桓生拟一概接济刘军，刘军在徽州一日，此项供给一日，却不必另立规章科则，以免号令纷歧。这几项均求阁下婉转告知刘典。我这里事局稍顺，即在茶捐项下，设法筹款酬报刘典之功，专款解送接济，不至于过于菲薄。
复李申夫 同治二年五月初十日
黄土岭之战，颇为得手。贪图贼军中资财，最易误事，我见此前各军因贪抢贼赃，转胜为败者，不胜枚举。常说“骚扰”是为人与为鬼的关口，“贪财”是生与死的关口，是说爱护百姓则是人，骚扰百姓则是鬼，力战而抛弃财物则生，贪财而忘记战斗则死。鲍超军营中谈及洋财便津津乐道，最为恶劣。阁下新立一军，欲求临阵不至大败，得手时能多杀贼，不得不以禁止贪财为第一要义。若等到有转胜为败之祸，而后悔恨，则已晚了。贼财本是其固有之物，在方战之际攫取，则大祸立至，百弊丛生；在收队之后获取，则诸福并至，千祥云集，这实是鄙人阅历已久之语，故水师《得胜歌》中有云：“第七不可贪贼赃，怕他来杀回马枪。”阁下对于立法之宽严，号令之繁简，体验最精，望在此事上立一妙法，下一严令，务必做到约束坚明，不作游移两可之词，这样或许可以吧？
与吴桐云 同治二年五月初十日
寿州之围不能解除，于大局颇有关系。苗逆颇为畏惧李续宜部军威，今见蒋凝学、毛有铭之技不过如此，以后当更加猖獗，难于收拾。所幸临淮一军，业已立定脚跟，饷项也较前稍宽裕。不久前闻河南亦解送临淮营银一万两，久旱之余，得此甘雨。唐训方主帅部下恩谊固结，只要不至断炊，必可一战。临淮之根本既固，六安之要区无失，他处纵有疏失，尚可徐徐补救。临淮营的奏章，是否全出您之手，或是唐帅与诸位幕客互有润色？续请僧格林沁亲王南下一疏，凤阳、定远肃清一疏，稍嫌浮夸失实。我楚军之所以能耐久，也由于办事结实，敦厚朴实之气尚未完全消散。若折奏过于浮伪，不仅畏惧远近指摘，也恐败坏家乡风气，可否与唐帅仔细商议，以后删除夸饰之词，一概归于简约质朴？
致杨厚庵 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
楚军向来颇讲纪律，近日鲍超军到处骚扰，各处来咨文及绅民控告者甚多，皆归咎于鄙人。国藩既惭愧又遗憾，情愿不打贼了，也不愿部下有此风气。鲍春霆心地却好，颇有忠君爱国之意，志在灭贼，鄙人故取其长而略其短。然鲍超营弁勇扰民如此，为患甚大，应如何设法严禁，请阁下一面申明戒令，一面速密函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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