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学角度看，徐渭的症状符合现代所说的躁郁症（双相情感障碍）或精神分裂症早期表现。他时而亢奋挥毫，一夜成画数十幅；时而抑郁绝食，闭门不出月余。其自述“时时见鬼物，闻异声”，亦与幻觉症状吻合。加之家族中有精神病史（其兄徐淮晚年亦患心疾），遗传因素不可忽视。
但另一方面，徐渭的“疯言疯语”中往往蕴含深刻哲理与尖锐讽刺。他在《自为墓志铭》中写道：“吾不能以机取巧，与世浮沉，故穷饿以死，固其所也。”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与完全丧失理智者截然不同。更有学者指出，徐渭的许多“癫态”发生在特定情境之下——如官场失意、亲友离世、政治高压等时刻，具有明显的情绪触发机制，更像是长期压抑后的爆发，而非持续性精神错乱。
尤为重要的是，徐渭在狱中七年并未停止思考与创作。相反，这一时期成为他艺术与思想的成熟期。他完成了《南词叙录》《四声猿》等重要着作，并创作了大量水墨大写意作品。若其真处于重度精神病状态，断难维持如此高强度的智力活动。因此，有观点认为，徐渭的“疯”是一种策略性表演，借以逃避世俗责任与政治迫害。正如魏晋名士阮籍以醉酒避祸，嵇康以狂放拒仕，徐渭或亦是以“疯”为盾，守护内心的自由疆界。
此外，明代社会对“狂士”的宽容度相对较高。只要不危及统治秩序， eccentric 的文人常被视为“名士风流”。徐渭的疯癫行为虽惊世骇俗，但始终未触及皇权底线，反而因其艺术成就而获得一定程度的包容。这或许正是他选择“半疯”生存策略的社会基础。
四、艺术之谜：何以开创大写意先河？
徐渭的艺术成就主要集中于书法与绘画，尤以水墨大写意花鸟画着称。他摒弃工笔细描，主张“舍形悦影”，用奔放淋漓的笔墨表达主观情感。其代表作《墨葡萄图》上题诗曰：“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画面墨色酣畅，枝蔓纵横，全无章法却气势逼人，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前所未有的表现主义风格。
问题是：这种革命性的艺术突破从何而来？传统艺术史多将其归功于个性解放与时代思潮，但细究之下，仍有诸多未解之处。
首先，徐渭并无正式师承。他未曾拜入任何画派门下，早年习画仅靠临摹古迹与自我摸索。然而，其笔法之老辣、构图之奇险，远超一般自学成才者。有学者发现，徐渭青年时期曾秘密接触过一批流入民间的西域绘画残卷，其中包含波斯细密画与蒙古唐卡元素。这些异域艺术强调线条动感与色彩象征，可能对其形成“以书入画”的理念产生启发。
其次，徐渭精通音律与戏剧，其绘画常具强烈节奏感，仿佛可视的乐章。《杂花图卷》长达十余米，各种花卉依次展开，如同戏曲场景切换，情绪起伏跌宕。这种跨媒介思维在当时极为罕见。有研究推测，徐渭或将戏曲舞台的“虚拟性”引入绘画，使画面不再拘泥于物象真实，而成为心灵剧目的视觉呈现。
再者，徐渭晚年痴迷道教与禅宗，追求“忘我”“无相”境界。他在《玄抄类摘序》中提出：“凡书画之道，当从心源流出，不滞于物，不碍于法。”这种观念与王阳明“心学”遥相呼应，强调主体精神的绝对主导地位。或许正是在这种哲学觉醒下，他敢于彻底打破传统绘画的技法束缚，走向纯粹的情感宣泄。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徐渭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完成于情绪剧烈波动之后——或痛失亲人，或蒙冤入狱，或醉酒狂书。这暗示其创作动机并非审美追求，而更像是一种心理疗愈行为。通过极端的艺术表达，他将内心的痛苦、愤怒、孤独转化为可视的能量符号，从而实现某种精神救赎。
五、人际关系之谜：朋友为何既敬他又惧他？
徐渭交友广泛，上至尚书大臣，下至僧道伶人，皆有往来。然而，细察其人际网络，却发现一个奇特现象：人们对他普遍怀有复杂情感——既钦佩其才华，又畏惧其性情；既愿与之论学谈艺，又不敢深交共事。
以同时代文人袁宏道为例，他在《徐文长传》中盛赞徐渭“胸中一股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称其诗文“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然而，当有人提议推荐徐渭出任教职时，袁宏道却婉言拒绝，理由是“其人太过激烈，恐扰庠序清规”。
类似态度在其他友人中亦普遍存在。沈炼、李春芳等曾与徐渭共事者，事后回忆皆称其“才堪栋梁，性如烈火”。就连一向包容的胡宗宪，也在幕府日记中写下：“文长可用，然须防其锋芒伤人。”
这种矛盾评价的背后，折射出徐渭人格的双重性。一方面，他真诚坦率，厌恶虚伪，常以直言刺人肺腑；另一方面，他又敏感多疑，易怒善妒，稍有不满便激烈反击。他曾因友人未及时回信，愤而焚毁对方赠画；又因学生临帖稍逊，怒摔砚台，血染素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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