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的成都，降旗取代了延续四十三年的“汉”字旌旗。当刘禅乘坐素车、肉袒面缚走出城门时，不仅标志着一个政权的终结，更开启了益州社会的重构进程。曹魏对蜀汉遗产的系统性消解——从政治符号的清除到权力结构的重塑，从经济政策的调整到文化认同的改写——揭示了蜀国灭亡的深层逻辑：这个外来政权从未真正融入益州的土壤，其崩溃不过是历史对“水土不服”的最终清算。
一、政治符号的清除：“汉室正统”的彻底解构
曹魏接管益州后，首要任务是消解蜀汉的“正统叙事”。自刘备称帝以来，“兴复汉室”的旗帜始终是蜀汉政权的合法性根基，诸葛亮的《出师表》、姜维的北伐，乃至宫室制度、祭祀礼仪，都在强化这一符号。而司马昭要做的，就是将这面旗帜彻底撕碎，让益州民众接受“魏代汉”的既成事实。
对“汉”国号的否定是第一步。曹魏在受降文书中，刻意回避“蜀汉”或“汉”的称谓，仅称其为“蜀”或“巴蜀”。司马昭在给刘禅的诏书中明确写道：“蜀者，三代旧国，地称天府，昔武王伐纣，蜀亦从征。”将蜀汉降格为“地方割据势力”，而非“汉室延续”。这种称谓的改变，意在剥离其与汉朝的历史联系，削弱民众对“正统”的认同。
对蜀汉先帝陵庙的处理更具象征意义。刘备的惠陵与诸葛亮的武侯祠，本是蜀汉“正统性”的物质载体，曹魏虽未直接毁坏，却下令“罢其守陵者，止令百姓四时祭祀”，取消了官方祭祀规格。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曹魏还将蜀汉宗室迁离成都，“徙刘氏宗族于洛阳”，使其脱离故地，失去对民众的精神号召力。
对蜀汉官员的“去符号化”也同步进行。曹魏要求降臣在奏疏中不得再称“先帝”“大汉”，需改用“故蜀”“伪朝”等称谓。谯周因劝降有功被封为阳城亭侯，但他在给司马昭的谢表中，不得不自称“昔在伪朝，过蒙殊遇”，这种语言上的驯化，实质是对蜀汉政治符号的系统性清除。
这些措施的效果立竿见影。到西晋初年，益州民间已很少有人提及“汉室”，陈寿修《三国志》时，将刘备政权列为《蜀书》，与《魏书》《吴书》并列，承认其“割据政权”的性质。曾经支撑蜀汉存在的“正统叙事”，在短短数年间便土崩瓦解，从侧面印证了这一叙事本就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
二、权力结构的重塑：益州士族的“本土回归”
曹魏灭蜀后，迅速启动了权力结构的重构，核心是将“荆襄集团主导”转变为“益州士族参与”，通过吸纳本土势力巩固统治。这种调整，既是对蜀汉四十三年“外来者专政”的拨乱反正，也暴露了蜀国灭亡的根本症结——未能实现权力的本土化。
对益州士族的提拔是关键一步。曹魏任命原蜀汉光禄大夫谯周为骑都尉，其弟子陈寿为着作郎，让他们参与治理或修史，利用其声望稳定人心。对于益州大族，如张裔家族、杨洪家族、李恢家族等，不仅保留其田产，还选拔子弟入仕，如张裔之子张毣被任命为西晋广汉太守，杨洪之子杨戏官至梓潼太守。这种“以蜀治蜀”的策略，迅速赢得了益州士族的支持。
对荆襄集团后裔的压制则形成对比。蜀汉重臣的后代多被迁往洛阳，置于曹魏监控之下：诸葛亮之孙诸葛京“随才署吏”，仅任郿县县令；关羽后裔关彝在成都之乱中被杀；张飞之孙张遵战死绵竹，家族衰落。这种“去荆襄化”的操作，彻底瓦解了蜀汉旧有的权力核心，也让益州士族感受到“本土政权”的回归。
地方行政体系的调整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趋势。曹魏将蜀汉的“益州牧”改为“梁州刺史”（后西晋复设益州），下辖郡县多由益州本土人士担任长官。据《晋书·地理志》，西晋初年益州的郡太守中，益州籍人士占比达60%，远超蜀汉时期的15%。这种人事调整，使益州的治理权重新回到本土士族手中，也让他们对新政权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益州士族的态度转变颇具代表性。从谯周力主投降，到陈寿修史时对蜀汉“法治”的隐晦批评（《三国志·诸葛亮传》评曰“刑法峻急，刻剥百姓”），再到西晋时期益州士人“竞事功名”的活跃，可见他们已将曹魏-西晋视为“自己的政权”。这种转变，本质上是对蜀汉“外来政权”的否定，也是权力结构重塑的直接成果。
三、经济政策的转向：从“战时经济”到“休养生息”
蜀汉长期的“北伐经济”对益州造成了严重消耗，曹魏灭蜀后，迅速调整经济政策，转向“休养生息”，这种转变不仅缓解了民生困境，更瓦解了蜀汉统治的经济基础——以战争为纽带的资源分配体系。
减轻赋税是最直接的措施。蜀汉时期，为支撑北伐，益州民众承担着沉重的赋税，“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成为常态。曹魏平定益州后，司马昭下令“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即五年内赋税减半。据《晋书·食货志》，西晋初年益州的赋税标准为“亩收三升”，远低于蜀汉时期的“亩收五升”，这种减负让民众切实感受到政权更迭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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