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明八年，深秋。
当吕宋的香料与白银如潮水般涌入广州、月港，当南洋舰队的捷报与殖民地的图册不断呈送御前，北京城迎来了一批特殊而引人注目的客人。
这并非寻常的藩属贡使，而是来自万里重洋之外、红发碧眼、高鼻深目的西洋使团。
他们的到来，如同一颗投入帝国中心湖面的异石，激起了远比南洋战报更为复杂、微妙且影响深远的涟漪。
使团主要分为三支，几乎前后脚抵达，各自心怀鬼胎，却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个“东方新帝国”似乎国势日隆、且对海洋表现出前所未有兴趣的时机。
第一支，也是最早抵达、最受瞩目的，是葡萄牙国王若昂四世派出的正式使团。
自十六世纪中叶占据澳门以来，葡萄牙人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明廷的贸易关系，虽偶有摩擦，但总体得以“租居”澳门，垄断对中国贸易的欧洲一端。
明清鼎革，他们一度观望，后迅速转向承认大陈，并试图巩固在澳门的特权。
此次使团由经验丰富的贵族费尔南多·德·索萨率领，携带了丰厚的礼物（包括自鸣钟、玻璃器、天文仪器、火绳枪样本），以及国王的亲善国书。
其核心诉求明确：确认并扩大葡萄牙在澳门的居留与贸易特权，寻求与大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联合对抗在东亚日益咄咄逼人的荷兰人。
第二支，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派出的商务使团。
尽管在巴达维亚（雅加达）的荷兰总督对吕宋的“大陈插足”和香料贸易竞争深为不满，但精明的商人们更看重现实利益。
他们看到大陈在击退西班牙、开拓吕宋中展现的海军实力，以及中国市场的巨大诱惑。
使团以公司高级商务员彼得·范·德·卡佩勒为首，同样携带重礼（主要是荷兰产的精密仪器、地图、呢绒），表面目的是“增进友好，促进贸易”，实则意在试探大陈对荷兰的态度，试图签订一个类似葡萄牙的贸易协议，获取在广州或厦门等地设立商馆的权利，并就南洋的“摩擦”进行交涉，底线是防止与大陈发生直接武装冲突。
第三支，则有些特殊，是罗马教廷（天主教）与耶稣会联合派出的宗教-学术使团。
自利玛窦、汤若望等先辈以来，耶稣会士一直试图通过传播科学知识、结交士大夫、服务宫廷的方式在华传教，在明清交替中亦努力周旋。
大陈立国后，陈远对“格致院”和实用技术的重视，让耶稣会看到了新的机遇。此次使团以德高望重的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历史上稍晚，此处提前）神父为首，成员多为精通数学、天文、地理、火器、医学的学者型传教士。
他们的公开目的是“增进东西方学术交流，为皇帝陛下服务”，暗中则希望争取朝廷对天主教传教的宽容甚至支持，巩固耶稣会在宫廷中的地位，并影响这个新兴帝国的对外政策，使其倾向于天主教国家（葡、西等）。
三支使团乘坐着各自国家最先进的帆船，历经数月风浪，先后抵达广州。
早已接到朝廷谕令的广东巡抚不敢怠慢，一面妥善安置，验看来使文书、礼物，一面以六百里加急飞报北京。
陈远对此事极为重视，下旨：以礼部尚书李邦华总负责接待事宜，鸿胪寺、理藩院协同。
使团由广东水师护送，沿大运河北上进京。
沿途，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鬼子”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运河两岸，百姓扶老携幼，争相围观，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有好奇，有惊惧，有鄙夷，更有少数见过世面的商人试图上前交易。
使团成员也得以亲眼目睹这个庞大帝国的内河航运、城镇风貌、军备守卫，无不为其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饶、秩序之井然而深感震撼。
十一月初，三支使团相继抵达北京。朝廷将他们安置在会同馆内专门的“西洋馆”，待遇优渥，但限制其随意出入，并派有通译陪同。
按照礼制，外藩朝贡需先学习礼仪，等候皇帝召见。
然而，朝堂之上，对于如何接待这些“不速之客”，早已暗流涌动，分歧巨大。
以李邦华等传统礼部官员、及部分保守派理学名臣为首的一派，坚持“华夷之辨”，认为西洋诸国“僻处海隅，不知礼义”，其来朝不过是“慕化来王”，理应按照藩属国的礼节对待。
要求使臣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呈递的国书必须用汉文，且文中不得有与中国皇帝“并列”或“平等”的措辞。
他们强烈反对给予西洋人任何超出于琉球、朝鲜等藩属的特殊待遇，尤其警惕其“奇技淫巧”和“夷教”蛊惑人心。
另一派，则以陈远本人、柳如是、徐光启、以及部分务实派官员为代表。
他们认为，西洋诸国“船坚炮利，不可小觑”，其“天文历算、机械火器，亦有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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