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倒高世昌的余波在秦州城持续了月余，随着涉案官员的定罪、赃款赃物的清点入库，这座西北边城终于恢复了表面的宁静。而在州府户曹衙署内，王临的名字却愈发响亮——自他接任户曹从事以来，仅用四十天便厘清了秦州积压近十年的赋税纠纷，涉及下辖六县共一千两百余户百姓。其中，三十余户因早年高世昌党羽篡改田册而被错判“欠税充军”的农户，在王临逐页核对《地亩册》与《完税凭证》后得以平反；更将州府每月赋税核算的效率从原本的二十天缩短至八天，误差率降至不足1%。这般精于算学、又肯俯身查案的务实作风，不仅让上司崔浩对他愈发信任，连此前对“空降”的他心存芥蒂的户曹同僚，也纷纷收起轻视，转而以“王先生”相称。
与此同时，州司马赵锋则以铁腕整肃军纪——高世昌掌权时，曾私吞军饷近三千两，导致秦州驻军粮秣短缺、军备废弛，甚至有士兵因无钱治病而亡。赵锋上任后，先是追回被克扣的军饷一千八百两，补发了近半年的欠薪；又亲自挑选三百名精壮士兵，每日加练骑射与阵战之术，短短两月便让秦军的士气与战力焕然一新。自此，王临掌民政、赵锋掌军事，一文一武相互配合，成为崔浩治理秦州最得力的左膀右臂。
但王临心中始终绷着一根弦：官场之上，权力皆系于上司信任，若哪天崔浩调任或失势，他今日所有的倚仗便会化为乌有。他必须拥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不受制于人的“根基”——哪怕只是一片土地、一群愿意追随他的人。此前崔浩清算高世昌家产时，虽将被其非法侵占的“郕国公府旧址”发还给了他这个“国公遗孤”，但那片占地不过三亩的废墟，除了一块刻着“郕国公府”的残碑，只剩断壁残垣与半人高的杂草，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价值。他要的，是能耕种、能养人、能支撑长远计划的产业。
机会的到来，比王临预想中更快。
高世昌倒台后，州府抄没其名下田产共计两百三十余顷，分布在秦州四郊。其中，位于城北二十里外渭水支流“清水河”畔的一片荒地，成了所有官员眼中的“烫手山芋”——这片地占地足足五十顷，是抄没田产中面积最大的一块，却因二十年前清水河改道，旧河道干涸后留下大片盐碱地，土壤含盐量高达0.8%以上（远超作物耐受的0.3%上限）。早年曾有商户试图在此开垦，雇佣二十名农夫种粟，结果亩产不足三斗，远低于秦州平均亩产一石二斗的水平，不到半年便因亏损惨重而弃耕。如今在官府的《田产清册》上，它被标注为“劣等地”，既无豪强愿意认领，也无人愿花力气整治，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可当王临在《田产清册》上看到这片地的标注时，眼中却亮起了光。三日后，他带着柳轻眉与心腹刘仁，骑着马直奔荒地勘察。
彼时正值暮秋，枯黄的杂草在风中摇曳，脚下的土地布满龟裂的纹路，指尖划过地面，能触到细小的白色盐粒；远处的旧河道早已成了一片乱石滩，唯有偶尔可见的水洼，映着灰蒙蒙的天。柳轻眉勒住马，看着眼前荒凉的景象，秀眉拧成了结：“王大哥，这地连草都长得稀疏，真能种庄稼吗？我听说去年城西张老汉在自家盐碱地里种麦，最后收的粮食还不够种子钱呢。”
刘仁也跟着点头，他蹲下身抓起一把土，捻了捻后无奈摇头：“公子，此地不仅盐碱重，还离水源远——清水河新河道虽在两里外，但要引水过来，得挖一条宽三尺、深两尺的渠道，全程两里地，至少需要三百个工时，还得准备铁锹、锄头这些工具，光是雇工和买工具就要花不少钱。更别说改良土壤，得往地里掺草木灰、河泥，每亩地至少要耗二十担，五十顷地就是一千担，这成本实在太高了。”
王临却没急着反驳，他走到一处地势稍高的土坡上，眺望清水河新河道的方向，又弯腰查看土壤的龟裂程度，半晌后才开口：“你们说的都对，但咱们换个角度想——盐碱地能改良，水源能引来，可‘够大’的地却不好找。这五十顷地，若能整治好，至少能安置两百户人家；就算头两年收成差，只要能让百姓有地种、有饭吃，就比让他们流离失所强。”
“安置百姓？”柳轻眉愣了愣，随即反应过来，“你是说...流民？”
“对，就是流民！”王临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着两人，“你们忘了？上个月州府的《流民登记册》上写着，秦州周边因战乱、旱灾流离至此的百姓，共有两千三百余户、近九千人。官府每月拨付的救济粮只有五十石，仅够三成流民勉强果腹，剩下的人只能靠挖野菜、乞讨为生，有的甚至在破庙里冻饿而死。前几天我去城外巡查，还看见一个叫李老三的农夫，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在破庙里蜷着，孩子瘦得只剩皮包骨，嘴里还喊着‘要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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