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汉人臣子掌大权’太危险，当年文天祥虽忠，却也因‘汉臣身份’抗元；张居正若掌汉地大权，再联合汉人官员，难保不会‘生异心’。真用他，必派蒙古贵族制衡他，把‘军权、监察权’抓在蒙古人手里，让他‘只管民政、不管军政’，敢有二心就地处决。”
明太祖朱元璋：“其‘贪权’之罪当诛，其‘改革’之功可弃”
“朕最恨‘权臣’，当年杀胡惟庸、废丞相，就是要‘君权独揽’，张居正这小子，比胡惟庸还胆大——他独掌内阁十年，搞‘考成法’把官员任免权攥在手里，连皇帝的家事（如‘夺情’）都敢干涉，这不是‘专权’是什么？若他在明朝，朕早把他剥皮实草，灭他九族，让全天下官员看看‘贪权’的下场！
他搞的‘一条鞭法’虽能富国，但朕不需要‘靠权臣富国’——朕自己能整吏治、强财政，用的都是‘听话的忠臣’，不是‘想当“二皇帝”的权臣’。就算没有张居正的改革，朕也能让国库充盈，绝不能为了‘一点功绩’，容忍‘权臣威胁皇权’，这是治国的底线！”
明成祖朱棣：“其‘干事’之劲可学，其‘不懂变通’之失当改”
“我靖难夺位、修大典、下西洋，靠的是‘敢干事、能扛事’，张居正‘不怕困难推改革、顶住压力整边防’，这份‘劲’跟我像——若让他管实务，比如治河、整军，定能办得扎实，比那些‘只会空谈’的儒生强百倍。
但他太‘死脑筋’，不懂‘顺势而为’：‘夺情’时明明可以‘先守孝再返朝’，他偏要‘硬刚’，得罪满朝士大夫；推行改革明明可以‘先安抚豪强再推进’，他偏要‘一刀切’，给自己树敌。我当年用解缙、姚广孝，既用他们的‘才’，也教他们‘灵活处事’；真用张居正，得派个‘懂权衡’的人帮他，让他‘干事不钻牛角尖’，少走弯路。”
清圣祖康熙：“其‘能干事’之质当重，其‘不谦’之失当改”
“朕平三藩、收台湾、治河患，最看重‘能干事、敢担当’的官，张居正跟施琅、靳辅一样，都是‘务实派’——他搞改革能落地，整边防能安稳，比那些‘只会写奏折唱赞歌’的臣子强百倍。若他在清朝，让他任河道总督或地方督抚，准能帮朕把‘治河、减税’的事办得扎实，少些民怨。
但他‘功高就骄傲’，不懂‘谦退’，这是大毛病：他生活奢华却要求皇帝节俭，功成后不收敛反而更专权，这是‘自寻祸端’。朕手下的明珠、索额图，就算再能干事，也懂‘在朕面前低头’，张居正倒好，敢跟皇帝‘硬刚’，忘了‘臣子本分’。真用他，朕得时常敲打他‘谦受益，满招损’，让他‘藏拙守谦’，别因‘不谦’落得‘死后抄家’的下场。”
清世宗雍正：“其‘务实干事’之能当重，其‘不懂藏拙’之失当戒”
“朕推‘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最缺‘敢干事、能扛事’的官，张居正跟李卫、田文镜一样，都是‘务实派’——他不怕得罪人，敢改积弊；他能抓落实，让改革落地，比那些‘只会迎合’的庸臣强百倍。若他在雍正朝，朕必让他任督抚或军机大臣，帮朕推进新政，少些阻力。
但他‘太张扬’，不懂‘藏拙’：他生活奢华（32人抬轿），却要求皇帝节俭，这是‘自曝其短’；他打压异己太狠，把士大夫全得罪光，给自己留了‘骂名’。朕用李卫，教他‘收敛脾气’；用田文镜，教他‘平衡关系’。真用张居正，朕得教他‘干事要狠，做人要稳’，别因‘刚直’落得‘死后抄家’的下场，这样才能‘既做成事，又保自身’。”
清高宗乾隆：“其‘务实’之质可嘉，其‘张扬’之失当戒”
“朕治天下，既需‘能臣’办事，也需‘稳’保朝局，张居正‘不贪虚功、真抓实干’，比那些‘只会唱赞歌’的庸臣强——若让他管地方，比如治水、赈灾，定能少些虚头巴脑的政绩，多些实在的好处给百姓。
但他‘太张扬’，不懂‘藏拙’：生活奢华却要皇帝节俭，功成后不知‘谦退’反而更专权，这是‘自曝其短’，也让朕想起当年的年羹尧——有才却不懂收敛，早晚栽跟头。真用他，朕得教他‘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别因‘张扬’落得‘死后抄家’的下场，这样才能‘既做成事，又保自身’。”
商鞅（战国·法家代表）：“其‘强法’之劲可嘉，其‘守礼’之缚当破”
“我推商鞅变法，靠的是‘法不阿贵、令行禁止’，张居正搞‘考成法’严管官员、强推‘一条鞭法’不避豪强，这份‘以法整弊’的劲，跟我思路相通——他若在秦国，定能帮我把律法落到实处，压服旧贵族，比那些‘徇私枉法’的庸官强百倍。
但他太受‘礼教’束缚，‘夺情’时竟因‘丁忧’争议自乱阵脚，还要靠皇帝下旨才敢留任，这是‘妇人之仁’！我当年为推行新法，不惜‘刑及太子师傅’，从不在意‘礼教非议’。真要成大事，就得‘破礼教、专君权’，哪容得下‘士大夫嚼舌根’？张居正差的就是这份‘彻底的狠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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