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点整，受降仪式正式开始。
礼堂内灯火通明。盟军代表、中外记者、以及中国战区的将领们，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
何应钦将军坐在受降席的正中央。我坐在侧后方的观察席上，手里拿着一份备忘录，记录着这历史性的一刻。
冈村宁次在投降席前站定，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一刻，礼堂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何应钦将军示意冈村呈缴投降书。
冈村宁次颤抖着双手，从副官手里接过降书。我通过望远镜，清晰地看到他的手在剧烈地抖动，那是恐惧，是羞耻，也是绝望。他取出毛笔，在降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盖上了那颗象征着他权力的印章。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因为紧张和手抖，他的印章盖歪了。
我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歪了好。这预示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邪路，终于走到了尽头。
签字完毕后，冈村宁次解下了身上的佩刀，双手捧着，放在了受降桌上。
那是一把做工精良的武士刀，曾经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现在，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成了我们胜利的战利品。
九点二十分，仪式结束。
冈村宁次一行人像丧家之犬一样退出了会场。
礼堂外，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成千上万的南京市民聚集在黄埔路两旁，他们挥舞着国旗，燃放鞭炮，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我走出礼堂，看着沸腾的人群，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这不仅仅是一个仪式，这是对死难者的告慰，是对未来的承诺。
但我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受降仪式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把这一百多万日军遣送回国，以及如何应对那个日益严峻的北方局势。
九月的第三周，暗流在胜利的欢歌下涌动。
九月十五日，我飞抵上海。
上海的繁华虽然依旧，但那种畸形的繁荣下掩盖着深深的腐烂。日军虽然投降了，但他们的势力依然盘根错节。汉奸、特务、帮会分子，趁着政权交接的真空期，兴风作浪。
我把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部署在了上海周边，严厉打击趁火打劫的破坏分子。
但我更担心的是北方。
情报显示，八路军和新四军正在大规模向东北和华北渗透。他们在那里接收了大量的日伪军装备，实力正在飞速膨胀。
上党战役的枪声已经打响。这是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
我在上海的行辕里，看着北方传来的战报，眉头紧锁。
魏德迈将军也在上海。他对我表示了极大的担忧。
韩，他说，你们的运输能力太差了。虽然我们在这个月已经帮你们空运了三个军去北方，但相对于广阔的占领区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如果你们不能赶在共产党之前控制铁路和城市，后果不堪设想。
我知道他说得对。这是一场关于速度的竞赛。
我立即下令，启动代号为海运的计划。请求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帮助我们运送部队去秦皇岛、青岛和天津。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数以万计的士兵要在短时间内集结、登船、航渡、登陆。
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十四周年。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站在黄浦江畔的军舰上，看着一批批中央军士兵登上美军的登陆舰。
他们大多是年轻的面孔，脸上带着对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的迷茫。他们刚刚打赢了日本人，现在又要去打内战吗。
我心里一阵绞痛。作为军人，我厌恶战争，尤其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但时局如此，我身不由己。
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重庆的谈判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此时，毛泽东正在重庆。他和蒋介石的谈判举世瞩目。但我知道，谈判桌上的筹码，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
九月二十日，我接到了关于处理日本战犯和侨民的指示。
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中国战区有一百多万日军战俘，还有一百多万日本侨民。
有人主张血债血偿，把他们全部杀掉或者做苦力。但我知道，这不符合国际法，也不符合我们大国的风度。
我制定了以德报怨的遣返政策。
我们允许日本官兵携带个人物品，分批遣返。对于日本侨民，只要没有犯罪记录，也可以申请回国。
这项政策在内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将领不理解，他们说，日本人在南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我们为什么要对他们这么好。
我在会议上拍了桌子。我说，我们是文明之师，不是野蛮人。我们打仗是为了和平，不是为了屠杀。如果我们像日本人一样滥杀无辜，那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尽快把这些日本人送走，腾出资源来重建国家。
九月的第四周，现实的残酷开始显现。
九月二十三日，我回到了南京。
此时的南京，已经开始恢复了一些生气。商店重新开门，学校开始复课。但随之而来的，是物价的飞涨和金融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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