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七月。
重庆的太阳，变成了一个悬挂在灰色天空中的巨大火炉。山城成了一座蒸笼，街道上弥漫着汗水、雾气和煤烟混合在一起的、令人窒息的味道。鄂西大捷的虚假狂欢早已在六月的清算中烟消云散，参谋本部的地下作战室里，唯一能感觉到的，是比室外气温更灼人的焦灼。
六月底，温毓庆送来的那份关于日军“Y号作战”的情报，如同一道判决书，宣告了湘北常德的命运。我的心，从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过片刻的安宁。我，韩夏，这个名义上的参谋次长，在地图前，已经为这座孤城，规划好了它作为“地狱”的全部蓝图。
七月的第一周，是从无穷无尽的后勤会议和物资调配中开始的。
作战室的巨幅地图，已经换成了湖南北部的精细沙盘。常德城，这个沅水之滨的重镇，被我用红蓝铅笔画上了一圈又一圈的防御标识。我面前堆积如山的，是王耀武和余程万联名发来的电报。
“钢筋，慈璋，我需要更多的钢筋。”王耀武的声音仿佛能穿透电文，“余程万要把常德的每一寸土地都变成碉堡，但我们没有水泥。士兵们只能挖土，可湖南的红土，扛不住日军的重炮。”
“防毒面具。”另一份电报里，余程万的笔迹更为潦草，“职部在鄂西见识过日军的‘赤筒’和‘绿筒’。若敌军故技重施，我部八千虎贲，恐将窒息于城中。恳请次长，无论如何，调拨防毒面具。”
我看着这些电报，心如刀割。我何尝不知道这些。我几乎是跑着冲进了美军顾问团的办公室。我没有和那些高高在上的顾问废话，而是直接找到了负责后勤补给的联络官，一个叫戴维斯的上校。
“上校。”我将常德的防御图纸——当然，是简化过的——拍在他的桌子上，“这座城市，是重庆南面的最后一道屏障。它在五月的战斗中，顶住了日军两个师团的进攻。现在，横山勇要回来复仇。”
“将军。”戴维斯嚼着口香糖，态度礼貌但疏离，“驼峰航线的运力，您是知道的。每一磅物资，都要优先供给B-29轰炸机基地和即将反攻缅甸的部队。常德……它在我们的优先序列里，并不靠前。”
“是吗？”我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那上面画着一个巨大的箭头，从昆明指向太平洋，“如果日军占领常德，以此为基地，切断湘桂线，威胁贵阳和昆明，你们的B-29基地，打算建在喜马拉雅山上吗？”
戴维斯的脸色变了。
“我不要你们的飞机，也不要你们的坦克。”我的声音很低，但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压力，“我要水泥。我要钢筋。我要十万个防毒面具。你们从印度运来的物资里，这些东西，都有。把它们给我。”
戴维斯盯着我，这个中国少将的强硬，让他感到了意外。
“我会……我会向史迪威将军报告您的请求。”他最终妥协了。
“不是请求。”我纠正他，“是通告。七月十五日之前，我要在常德见到第一批物资。否则，因为常德失守而导致的一切后果，都将由贵方承担。”
我没有等他回答，便转身离开了。我没有丝毫的喜悦。我知道这种威胁只能奏效一次。我是在用这场未发生的惨烈血战，去“勒索”我的盟友。
与此同时，另一条战线上的战斗，早已悄无声息地打响。
七月五日，温毓庆送来了“黄雀”计划的第一份详细战报。
“慈璋，我们成功了。”他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兴奋，“横山勇从荆门到澧水的军用公路，在‘小河口’段，被我们的弟兄炸毁了一座关键桥梁。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的工兵联队，至少需要十天才能修复。”
我点点头，心中却并不轻松：“我们的人呢？”
温毓庆的表情黯淡下来：“一个小组，十二个人。全部失联。日军的反应太快了，他们的反间谍部队，像猎犬一样。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他们了。”
十二条鲜活的生命，换来了十天的时间。我走到地图前，在荆门的位置上，用红笔划下了一道。
“告诉‘黄雀’的负责人。”我背对着温毓庆，“行动暂停。转入蛰伏。日军的警觉性现在最高。他们的工兵会加倍赶工。我们要做的是，在他们最松懈的时候，给予下一次，也是更致命的一击。”
“可是，慈璋……”
“没有可是。”我打断他，“我不能再用十二个人的命，去换十天。下一次，我要用一个人的命，换他们一个月。”
我心中清楚，横山勇的公路，是他进攻常德的生命线。他需要这条路，来运输他的重炮和化学武器。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迟滞它。
七月第二周，全球的战局，似乎都在向好的一面发展。
七月十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的消息，传遍了重庆。报纸上欢呼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作战室里的年轻参谋们，也都在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墨索里尼垮台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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