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将军，”朱将军语气诚恳，“我方已经向最高统帅部提交了抗日救国的主张，愿意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捐弃前嫌，共赴国难！”
我看着这位未来的元帅，心中充满了敬意。我知道，在抗日战争中，红色军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朱将军，”我郑重地说道，“我个人非常支持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民族存亡之际，任何内部矛盾都必须放下。我会尽力向最高统帅部进言，促成此事。但愿我们能早日携手，共御外侮！”
朱将军眼中闪过一丝激动，他紧紧握住我的手：“韩将军深明大义，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送走朱将军，我的心情复杂。国共合作，虽然是抗战的必然选择，但也意味着未来的矛盾与冲突。但此刻，这些都必须暂时放下。
夜深人静，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地图上标注的华北区域，感觉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日军的密谋，国际的冷漠，国内的积弊，无一不让我感到窒息。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我是那个“指挥了八年抗战”的人，我必须坚持下去。
五月第四周：全面备战与民族觉醒
五月的最后一周，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点。日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更加频繁，挑衅行为变本加厉，战争的气息越来越浓。而中国内部，在最高统帅部的积极推动下，全面抗战的准备工作也在加速进行，民族觉醒的洪流逐渐汇聚。
周一，来自北平的电报异常急促。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连续举行大规模夜间演习，炮声隆隆，枪声不绝。他们的演习地点，距离我方守军阵地仅有数百米之遥，这无疑是赤裸裸的威胁和挑衅。
“韩将军，日军的举动越来越过分了！”赵国文将一份最新的情报递给我，上面附着几张模糊的照片，是日军演习时的情景。照片上，日军士兵全副武装，刺刀在月光下闪着寒光。
我盯着照片，心中怒火中烧。这些小鬼子，真是恨不得立刻发动战争。
“命令华北守军，务必保持高度戒备，严防日军突袭！”我沉声命令，“同时，严禁任何形式的主动挑衅行为。我们绝不能给他们任何开战的借口！”
我知道，历史上的卢沟桥事变就是因为日军的“失踪士兵”而引爆的。我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但我可以确保，中方在道义上是站在绝对正确的一方，不给日方任何口实。
当天下午，最高统帅部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上，最高统帅部的高级将领们齐聚一堂，气氛异常凝重。
“各位，日军在华北的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军事演习范畴。”最高统帅部的核心领导（我无法直接称呼其名，但他的存在是无可替代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我们必须做好全面抗战的准备！”
会议上，我详细汇报了参谋本部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分析，以及我方目前的备战情况。我提出了几点重要建议：
第一，立即将全国划分为若干战区，任命各战区司令，明确作战任务。
第二，加快国防工事的修筑，尤其是沿海和沿江地区。
第三，动员全国民众，进行全民抗战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我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将军们的普遍认同。白将军（白崇禧）率先发言：“韩将军的建议非常及时，划分战区，明确责任，才能在战争爆发后，迅速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何将军（何应钦）也表示支持：“全民抗战，士气至关重要。我们需要让全国人民都意识到，这场战争关系到民族存亡，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
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最终最高统帅部决定，采纳我的大部分建议，并立即着手实施。走出会议室，夜风吹拂，我感到一丝疲惫，但内心却充满了坚定。
周三，我接到外交部发来的电报，显示日本内阁已经通过了一项秘密决议，授权驻华北日军，在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自由行动”。这无疑是向日军开绿灯，允许他们随时发动侵略。
“他们终于撕下了伪装！”我将电报揉成一团，狠狠地砸在桌上。我的呼吸急促，胸口像是堵了一块大石头。我知道，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我立刻召集参谋本部全体成员，对日军可能采取的进攻方向和兵力部署进行了最后的沙盘推演。推演过程中，我不断强调：我们绝不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干预，也绝不能寄希望于日军会良心发现。我们只能依靠自己，依靠我们的血肉之躯，去抵挡侵略者的铁蹄！
“记住！”我对我的参谋们说，“这场战争，不是简单的军事对抗，更是民族意志的较量！我们输不起！”
这周，民间抗日情绪也达到了高潮。各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最高统帅部坚决抗日。工厂的工人加班加点生产军需物资，农民也踊跃捐献粮食。
我特意抽空接见了一批学生代表，他们年轻的面孔上写满了激情和忧虑。一位名叫林觉民的大学生，眼神坚定地对我说：“韩将军，我们学生虽然不能上战场杀敌，但我们愿意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愿意宣传抗战，动员民众，甚至为前线将士提供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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