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成二年，后唐帝国的朝堂上，火药味浓得能把人呛出眼泪来。
枢密使安重诲站在龙椅下首，手里捏着一份军费预算的折子，脸上的表情活像别人欠了他八百万贯钱——其实没人欠他钱，他只是天生一副“全天下都该按我的意思来”的长相。
对面的宰相任圜，正不紧不慢地捋着胡须，姿态从容得像是在自家后花园赏月。这位任大人有个特点：你越急，他越慢；你越气，他越笑。这种性格要是放在普通人身上，顶多被人说一句“脾气好”，但放在安重诲的对立面，那就等于在火药桶旁边点蜡烛——纯粹找炸。
“安大人，”任圜开口了，语气温和得像在哄小孩，“西川战事刚平，国库已经空得能跑耗子了。您这军费预算，张口就要八十万贯——请问，这钱是从天上掉下来呢，还是从地里长出来呢？”
安重诲的眼角跳了跳。
他深吸一口气，把那股子想当场骂人的冲动硬生生压了回去。毕竟朝堂之上，皇帝李嗣源还坐在上面看着呢。
“任相，”安重诲从牙缝里挤出话来，“边防将士餐风饮雪，你在这儿跟我算什么耗子账？”
“将士们辛苦，我自然知道。”任圜依旧不紧不慢，“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安大人总不能让户部凭空变出银子来吧？要不，您教教我？”
这话说得客气，但满朝文武谁听不出来——这是在拿软刀子捅人呢。
李嗣源坐在龙椅上，脸上的表情一言难尽。他今年五十有三，从一个沙陀骑兵一路打拼成了皇帝，前半辈子什么刀光剑影没见过？但说实话，上朝比打仗累多了。打仗的时候，敌人是谁一目了然，砍就完事了。可朝堂上这两位重臣打嘴仗，每一句都裹着七八层意思，他得边听边琢磨，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回头朝局就得出大乱子。
“好了好了，”李嗣源摆摆手，试图打圆场，“军费的事，容后再议。今日先说说秋粮征收的章程……”
“陛下，”安重诲根本不打算翻篇，“军国大事，拖不得。任相若觉得八十万贯太多，那您给个数——边防要是出了事，这个责任谁来担？”
这话一出，朝堂上的空气当场凝固了。
“谁来担责任”这种话，在官场上属于核武器级别的措辞。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出了事你负责，你敢吗？
任圜的笑容终于收了起来。
“安大人，”他的声音冷了几分，“您这话的意思，是觉得我任圜不顾边防安危，只顾省银子？”
“我没这么说。”
“您就是这么说的。”
“我哪有？”
“您刚才那话，满朝同僚都听见了。”
安重诲张了张嘴，忽然发现自己确实就是这个意思，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反驳。
这场景要是放在市井街头，大概就是两个卖菜的在菜市场吵架的水准。但放在朝堂上，两位朝廷一品大员就这么当着皇帝的面夹枪带棒地互怼，那就不只是丢脸的问题了——这是在挑战皇权的威信。
李嗣源的脸色已经相当难看了。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今日先退朝吧。军费的事，安枢密和任相明日单独来御书房再议。”
众臣如蒙大赦，齐刷刷跪下磕头，然后以比平时快三倍的速度退出大殿——谁也不想留在原地被战火波及。
安重诲走出大殿的时候，脸色黑得像锅底。
他的亲信、枢密院承旨李虔徽小跑着跟上来，低声说道：“大人，任圜这是存心跟您过不去啊。军费的事，明明可以先批一半应急，他偏要全盘否了，这不是故意打您的脸吗？”
安重诲没说话，只是脚步走得更快了。
李虔徽紧跟不舍：“大人，要不要卑职去查查任圜的账？他做户部尚书这些年，手脚未必就那么干净——”
“查？”安重诲忽然停步，冷笑一声，“查什么查？任圜那个人，清廉得连茶叶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你查他？查到最后，指不定查出咱们自己人的事儿来。”
李虔徽语塞。
安重诲继续往前走，嘴里低声念叨着：“八十万贯……八十万贯……又不是你家的钱，你心疼个什么劲儿？”
他越想越气。
在安重诲的世界观里，事情是这样的：皇帝李嗣源是他一手扶上龙椅的，这后唐的天下有一半是他安重诲打下来的，那么花点军费怎么了？边防稳固了，皇位才坐得稳，皇位坐稳了，大家才有好日子过——这么简单的道理，任圜那个书呆子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他当然想不明白。
因为任圜的逻辑是另一种：国库的钱是百姓的血汗钱，多花一文都要掂量再三。安重诲这种“反正不是我家的钱，花起来不心疼”的态度，在任圜看来，跟明火执仗的抢劫也没什么区别。
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占理，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
这就麻烦了。
安重诲回到枢密院衙门，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端起茶盏猛灌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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