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三年的淮南，春光格外酥软。扬州的柳絮飘得人心痒痒，可淮南监军王公公心里却像揣了块冰——皇帝要选十七名倡女（出卖才艺之女）入宫的敕令，在他袖中已焐了三天。
“这叫什么事儿！”王公公在官署里踱步，朝服下摆扫起薄尘，“倡女？圣上这是……”他咽下后半句，眼珠子一转，“得找个人一起担着。”
节度使杜悰正在后院侍弄新栽的牡丹。听闻监军来访，他拍去手上泥土，心里已猜到三分。
“杜公雅兴啊。”王公公笑得像朵风干的菊花，“有件美差，想与杜公同享。”
两人在花厅坐定，王公公屏退左右，身子前倾：“圣上欲选十七倡女入宫。这事儿嘛……倡女终究不雅，不若改选良家女子教习歌舞，岂不两全？”
杜悰端起茶盏，吹了吹浮叶：“选谁？”
“自然是……相貌端正的。”王公公搓着手，“扬州佳丽众多，选出十七人易如反掌。”
“怎么选？”
“这好办！设一彩楼，令女子过街，你我窗前品评……”
茶盏落在几上，不轻不重一声响。杜悰抬起眼，目光如他刚修剪过的牡丹枝般利落：“此事，杜某不敢预闻。”
王公公脸上的笑僵住了：“杜公这是何意？圣命难违啊！”
“既是圣命，王公公遵旨便是。”杜悰起身，“若选倡女，有违礼法；若选良家，形同强夺。杜某食君之禄，不敢从命。”
“你！”王公公霍然站起，指着杜悰的手直颤，“好好好，好个杜悰！咱们长安城里见分晓！”
三日后，长安皇宫。
武宗李炎正对着棋局出神，听闻淮南奏报，漫不经心道：“可是倡女选好了？”
内侍跪呈表章：“是监军王公公的奏本……状告杜节度使抗旨不遵。”
“哦？”武宗接过奏本，初时面带愠色，读着读着，眉头却渐渐松开。待看到“臣邀杜悰同选，欲改择良家女教习，杜悰竟言‘不敢预闻’”时，他忽然笑了。
“好个‘不敢预闻’！”武宗将奏本轻放案上，对左右道，“传杜悰……不，传朕口谕。”
他起身踱至窗前，春日的阳光洒在龙袍上：“朕一时糊涂，竟下此敕令。选倡入宫？亏朕想得出来。”转身时，脸上已无半分戏谑：“告诉淮南，不必选了。另拟旨：杜悰守正不阿，得大臣体，真宰相才，擢同平章事。”
旨意传到扬州时，杜悰正在给牡丹浇水。
王公公捧着圣旨，脸色比那日更加精彩：“杜公……不，杜相，下官有眼无珠……”
“王公公言重了。”杜悰放下水瓢，平静接旨，“圣上英明。”
消息传开，扬州城议论纷纷。茶肆里，说书人把这段编成了故事：
“话说那王监军，本想拉着杜公下水，谁料杜公一身正气！‘不敢预闻’四字，说得那叫一个掷地有声……”
听众中有人问：“若是杜公当时从了，会如何？”
说书人醒木一拍：“从了？那今日坐在相位上的，怕就是别人喽！圣上要的是敢说‘不’的臣子，不是会溜须的奴才！”
而此刻新晋宰相府内，杜悰正对老友苦笑：“什么一身正气……当时手心里全是汗。”
老友奇道：“你就不怕龙颜大怒？”
“怕。”杜悰诚实点头，“但更怕后世史书写：会昌三年春，杜悰助帝选美。那才真叫无颜见祖宗。”
司马光说：
读史至此，不免掩卷长思。武宗非昏聩之君，杜悰亦非铁石之躯。一纸荒唐敕令，本可轻易执行——皇帝要倡女，给他便是，何苦冒风险？历代多少官员，正是抱着“何必得罪上意”的心思，将错就错，终致积弊难返。杜悰一句“不敢预闻”，看似简单，实则在权力面前划下一条底线：有些事，即使皇帝想做，臣子也有不配合的权利。而武宗的可贵，在于他听懂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那不是抗命，是谏言。君与臣在这一刻，完成了一场无声的对话，最终都回到了“君臣应有之体”的原点。历史往往在这样微妙的时刻转向，不在宏大殿堂，而在寻常奏对之间。
作者说：
读这段旧事，最打动我的不是杜悰的“直”，而是武宗的“愧”。作为掌握绝对权力的人，他完全可以将杜悰的拒绝视为冒犯——事实上，王监军正是如此期待的。但武宗选择了另一条路：承认自己的荒唐。这需要比拒绝更大的勇气。我们常赞美犯颜直谏的臣子，却忽略了纳谏的君王同样值得尊敬。权力最容易腐蚀的，不是廉洁，而是承认错误的能力。武宗那一刻的“愧”，让皇权有了人性温度。而杜悰的智慧在于，他没有说“陛下错了”，只说“臣不敢做”——将道德选择留给了皇帝本人。这种留白，是古代士大夫在权力夹缝中的生存智慧，也是中国式劝谏的艺术：不争对错，只守本分。守本分守到极致，反而成了最有力的谏言。
本章金句：
真正的清醒不是敢于指责他人荒唐，而是在权力盛宴前记得自己是谁。
如果你是杜悰，面对皇命与良知的冲突，你会选择委婉周旋还是直言拒绝？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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