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中勾践那看似“随口一言”的敲打，如同在越国朝堂平静的湖面下投入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暗涌彻底改变了权力的流向。猜忌的毒芽一旦破土，便在以恐惧和绝对权力为养分的土壤中疯狂滋长。
自那日宫中惊魂后，文种虽依旧位居相国，但处理政务时，明显感到了一种无形的桎梏。以往，涉及官吏任免、赋税调整、工程营造等重要政令，他虽有决断之权，亦会与勾践商议，但勾践大多准奏。如今，即便是细微之事，若无勾践明确首肯，下辖官署竟也开始推诿拖延。
勾践并未公开罢黜文种，反而时常在朝会上褒奖其“劳苦功高”，但实际行动却步步紧逼。他增设了一个直属于王室的“督政司”，名义上协助相国核查各地政令执行，实则由他的心腹隐吏负责，专门监视文种及其关联官员的一举一动，任何细微的“过失”都会被记录在案，直达天听。
同时，勾践以“应对楚国威胁，需集中粮秣军械”为由，下令将原本由相国府统筹调配的相当一部分物资，划归司马石买直接管辖。文种试图争辩，言明民政亦需基础，却被勾践以“军国大事，重中之重”为由，轻描淡写地驳回。
文种坐在相国府中，看着案几上几份被勾践朱笔驳回的关于减免吴地部分赋税以收民心的奏疏，心中一片冰凉。他提出的联齐制楚之策，更是石沉大海，再无回音。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手中的权柄正在被一点点抽空，昔日的“总领百政”已名存实亡。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和危机感攫住了他，范蠡的警语日夜在耳边回响，却已悔之晚矣。
单纯的削权，似乎并不能让勾践完全安心。文种的存在本身，其崇高的声望和遍布朝野的门生故吏，就是对他王权的一种潜在威胁。尤其是一些来自吴地旧族的官吏，对文种相对宽仁的政策心存感激，这更被勾践视为结党营私的迹象。
这一日，勾践秘密召见了丁固和司马石买。
大殿内烛火昏暗，映照着勾践阴沉的脸。
“文种相国，近来操劳国事，甚是辛苦。”勾践的声音平淡无波，“只是，寡人听闻，其门下往来之人颇杂，甚至有原吴国旧臣，时常密会，不知商议何事。寡人忧心，相国或被小人蒙蔽，做出不利于我越国之事。”
丁固与石买对视一眼，他们都是勾践铁杆的心腹，深知大王心意。丁固率先开口道：“大王所虑极是！文相国权势日重，吴地旧民多感其‘恩德’，长此以往，恐非国家之福。尤其如今楚强晋弱，若有人里通外国……” 他话未说尽，但意思已明。
司马石买更直接，他掌管军权，对文种那套“仁政”素来不屑：“大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文种之才，用之则可安邦，若其心异，则危害更甚！只需大王一声令下……”
勾践抬手，制止了石买后面的话。他不需要赤裸裸的杀戮，至少现在不需要。他需要的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一个能让文种身败名裂、让朝野无人敢为之求情的罪名。
“寡人岂是不念旧功之君？”勾践缓缓道，“然社稷为重。丁固，你执掌姑苏防务，城内动静，需加倍留意。石买，军中亦需整肃，凡与相国府过往甚密者，皆需记录在案。至于证据……” 他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总会有的。”
一场针对文种的精心罗网，开始在暗处悄然编织。
就在越国阴云密布之际，远在临淄的齐国宫廷，却因一位“不速之客”的到访，掀起了一场关于国策的激烈辩论。
这位不速之客，正是化名“鸱夷子皮”的范蠡。他并未以越国旧臣的身份求见，而是凭借其积累的巨额财富和卓绝的见识，通过齐国有权势的大夫田文子的门路，得以在齐侯和群臣面前陈说利害。
齐廷之上，范蠡布衣葛巾，从容不迫。他首先分析了当前天下大势：“晋新败于邲，霸业中衰，三五年内无力大举涉足中原；楚虽大胜，气焰滔天，然其贪狠暴戾，诸侯表面臣服，内心实惧，且其重心仍在与晋争夺郑、陈，一时无力东顾。此乃齐国之天赐良机也！”
有齐国大臣嗤之以鼻：“即便如你所言，齐国之机在何处？莫非让我齐国去捋楚国之虎须？”
范蠡微微一笑，摇头道：“非也。齐国之机，在于南联越国，西结晋之余势，稳坐东方，蓄力待时。”
此言一出，满殿哗然。联越？越国僻处东南，虽灭吴，其力能及中原否？且勾践名声，狠戾多于信义，岂是良伴？
“越王勾践，确非仁德之君。”范蠡坦然承认，话锋却随即一转，“然其能隐忍，善用人，麾下甲兵经灭吴之战，堪称天下精锐。更重要的是，越国与楚国接壤，楚强则越危，越强则楚患。此天然之盟也！齐国与越结盟，不需出兵，只需在道义、物资上稍作支援，便可借越国之手，牵制楚国大量兵力于东南。如此，楚国无力全力北侵，中原诸侯见齐有外援，亦会更加倚仗齐国。此乃以他人之力，成我齐国之势，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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