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功成身退 梅魂永伴】
天京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长江的波涛却已开始冲刷战争的痕迹。同治三年（1864年）那个炎夏，当湘军将士沉浸在攻克“伪都”的狂喜与劫掠中时，彭玉麟却独自伫立于大胜关水师帅舰的甲板上，凭栏远眺。身后是喧嚣的胜利，眼前是浩荡的江流，而他心中，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寂寥。
“梅姑，金陵克复了……天下，快要平定了……”他喃喃自语，手指在胸前那方冰凉的印章上反复摩挲，仿佛能从中汲取一丝虚幻的暖意。“可你，在哪里？”胜利的凯歌无法填补内心的空洞，反而因为承诺的落空而更显悲凉。那一刻，“古今第一伤心人”的自我认知，如同烙印，深深刻入他的灵魂。
功高震主，鸟尽弓藏，是千百年来功臣难以摆脱的宿命。彭玉麟以其超凡的洞察力和对官场生态的深刻认知，在功成名就的巅峰，选择了急流勇退。
同治三年至四年间，他连续向清廷上了三道恳请开缺回籍的奏折，其辞情之恳切，意志之坚决，震动朝野。
在第一疏中，他陈述自己“本系寒儒，佣书养母”，“于军旅之事，本未尝学”，只因时势艰难，“勉效驰驱”，如今大功告成，理应“避位让贤”。这并非完全是谦辞，也隐含着他对自己“不习吏治”的清醒认识，不愿尸位素餐。
第二疏，他更是直抒胸臆，表明心迹：“臣素无声色之好，室家之乐，性犹不喜冠带……每于饮馔、衣服，但取适口体，不计其他。” 他描绘了自己理想中的生活——“退处山野，日与渔樵杂处”，读书画画，了此余生。这绝非矫情，而是他历经生死、看透浮华后的真实渴望。他特意提及“臣曾以‘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自誓，于今十年，未尝稍渝此志”，以此明志，恳求朝廷成全。
然而，清廷倚其为东南柱石，尤其是长江水师初定，百废待兴，岂能允准？两宫皇太后（慈安、慈禧）下旨温言慰留，称赞他“忠勤素着，功在国家”，要求他“暂缓归期，共维大局”。
面对隆恩，彭玉麟并未动摇，再上第三疏。此疏言辞更为激切，甚至带有以去就相争的意味。他详细分析了大局已定，水师已有章程可循，自己“久役思归，病体难支”，若强留任所，“非特无益于国，亦且有损于身”。他最后恳求：“放归田里，枕石漱流，歌咏圣化，为太平之幸民。”
清廷见其去意已决，且其所陈亦属实情，最终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准其开缺，回籍调养。为示优宠，加授其太子少保衔，赐紫禁城骑马等荣誉。消息传出，朝野哗然。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高官厚禄，他竟弃如敝履！“彭玉麟三疏辞官”成为当时官场一大奇谈，其“三不要”之名，至此响彻天下。
彭玉麟如出笼之鸟，脱缰之马，一身轻松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衡阳。他并未居住于繁华府城，而是在湘江之畔，萱州之渚，觅得一幽静之处，亲自设计，建造了一座简朴的草堂，取名“退省庵”。
此名取自《论语》“吾日三省吾身”之意，也蕴含着他功成身退、反省过往人生的深意。退省庵傍水而居，推开窗便是烟波浩渺的湘江，与当年他与梅姑初别时的景致何其相似。他在庵周遍植梅花，不下百株。每至寒冬，暗香浮动，疏影横斜，他便仿佛回到了与梅姑在衡阳相伴画梅的岁月。
在这里，他真正过起了“不要钱、不要官”的生活。朝廷所赐养廉银、俸禄，他大多散济族中贫苦或故旧子弟，自己则布衣蔬食，清贫度日。地方官员前来拜谒，他一概谢绝；若有知名权贵途经，他亦避而不见。唯有二三知己老友，如曾国藩、郭嵩焘等来信，他才会认真回复，信中多谈诗画、农事，极少议论朝政。
他将绝大部分时间与情感，都倾注在了画梅上。退省庵的书房里，堆满了画就的梅花图。他画的梅，早已超越了早年的孤愤与中年的悲怆，进入了一种物我两忘、人梅合一的化境。笔下的梅干，如屈铁盘钢，凝聚着一生的风骨；点染的梅花，或繁或简，皆蕴含着无尽的思念。他曾在画上题诗：“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唯有玉人心似铁，岁寒相对耐霜雪。” 这“玉人”，既是梅花，更是他心中永不褪色的梅姑。
他精心保存着梅姑的遗物——那方印章、那封绝笔信、那幅染血的《红梅图》以及那枝早已干枯的梅花。他将它们供奉在一间净室中，每日清晨，必会净手焚香，静坐片刻，与心中的“她”对话。每年的梅姑忌日，他都会闭门谢客，独自一人，对着这些遗物，一整天不言不语。那份刻骨铭心的深情与愧疚，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淡去，反而在退隐的宁静中，沉淀得越发醇厚而深邃。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彭玉麟的归隐生活并未持续太久。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边疆危机四伏。尤其是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因伊犁问题关系紧张，战云密布。清廷环顾四周，能倚仗的宿将已然不多，于是再次想起了那位归隐湘江的“雪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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