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过后，春汛如约而至。
识园山门前的石阶被雨水洗得发亮，青苔在缝隙间悄然蔓延。
每日清晨，总有数十名青年自四面八方而来，背着粗布包裹，脚踩泥泞，眼中却燃着不肯熄灭的光。
他们不为功名，不求仕途，只为亲眼看看这座传说中的“问之源地”，亲耳听一听那句曾撬动王朝根基的箴言——“问题比答案更接近真理。”
小核桃立于廊下，执伞静观。
她已连着七日未眠整夜，案头堆满了各地送来的质询书卷。
每一封都格式工整，措辞克制，却暗藏锋芒。
起初她只觉欣慰，直到某夜烛火将尽，她随手翻阅《百姓问录》新增条目，目光忽然凝住。
几乎所有的开篇，都是同一句话：
“我听人说……以前有个姑姑教我们这样问。”
她指尖一顿。
那个“姑姑”是谁？无人能答。
有人说是宫里出来的老嬷嬷，有人说是个疯癫的女先生，还有人绘声绘色地说，那是个半夜提灯巡街、专教孩子写“不该写的字”的幽魂。
名字没有，画像不见，甚至连一句确切的言语都无人能复述。
可她的方法，却像野火燎原，烧进了最偏僻的村寨、最沉默的田埂。
小核桃缓缓合上册子，眉心微蹙。
她忽然想起苏识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记住一个人的名字，不如记住她怎么想问题。”
此刻，她终于懂了。
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香火供奉，也不是碑文铭刻。
而是当千万个普通人开始用同一种逻辑去审视权力、拆解规则时，哪怕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你的思想，已在他们的血脉里重生。
雨势渐歇，西境八屯的消息恰在此时送达。
林十六回乡后并未沉寂。
她在村口那棵百年老槐树下摆起“问席”，每日支一张矮桌，上放一本翻烂了的《识见》，几支炭笔，一盆清水。
妇孺围坐，她便一字一句教她们识字，讲律法如何定税，官吏为何收粮，又为何总说“上面有令”。
更令人震惊的是，她用烧过的木炭在泥地上画出三道横线，称之为“三问法”。
第一问：这规矩从哪来？
第二问：谁定的？
第三问：若我不服，能改吗？
孩童们起初只是觉得有趣，蹲在地上跟着划拉。
可没过多久，竟有人把这三问编成了歌谣，在田埂上唱：
“一问爹娘不说清，二问里正闭上门，三问我也能开口，不怕你打不怕你困！”
短短月余，周边七村皆设“地头问会”。
农闲时聚于晒谷场，谁家受了委屈，大家便一起按“三问法”推演，写成白布挂出去。
有的地方甚至开始自行记录《村问录》，仿照识园体例，逐条备案，定期送往州府。
小核桃听完密报，久久不语。
她命人取来舆图，铺于长案，以朱砂点出所有已知的民间问会位置。
一点一点，红线勾连，轮廓渐显。
她呼吸一滞。
这些村落分布的轨迹，竟与当年大靖后宫嫔妃的势力交错路径惊人相似——皆是资源匮乏、信息闭塞、赋税沉重之地。
华贵妃一族掌控的南三州，如今正是“地头问会”最少之处；而皇后旧族盘踞的东郡，反倒因民间压抑已久，爆发最烈。
这不是巧合。
这是规律。
她猛地想起苏识曾在一本旧笔记边缘批注过的话，墨迹淡褪，却如雷贯耳：
“权力最怕的不是反抗，是普通人开始用统治者的逻辑思考。”
那一刻，小核桃脊背发凉。
原来苏识早就看透了。
她一生所做，并非仅仅掀起一场宫变，或推动一部新法。
她在做的，是一场认知革命——把那些只属于庙堂之上的权谋思维、分析逻辑，亲手交给最底层的人。
她教的不是“怎么赢”，而是“怎么看”。
小核桃转身步入书房，砚台未干，笔锋犹润。
她提笔蘸墨，写下一封密信，直送各州学正：
“授人以答，不如授人以问；授人以问，不如授人以问之法。”
落款无名，唯有印鉴一枚——形似一把钥匙。
窗外，晨雾散尽，识园后山的“无名碑”在阳光下泛着冷青光泽。
风拂过碑面，仿佛无数低语在轻轻回应。
而在识园藏书阁深处，一本空白册子已被取出，封皮尚无题名，内页却已标注了五个墨黑大字的目录位置：
察异 → 溯源 → 拆解 → 反推 → 重构
烛火摇曳，映照着案前女子沉静如水的眼眸。
晨光尚未洒满青石广场，三百名来自边陲女塾、乡校与流民所的青年学子已列队肃立。
他们大多布衣粗服，脚上泥痕未干，眼神却如刀出鞘。
今日，识园将首次对外颁行《问学纲要》——那本被小核桃亲自执笔、逐字校勘的思想兵法。
红绸揭开，木匣启封。
一册靛蓝封皮的手抄本静静陈列于檀木案上，纸页泛黄，墨香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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