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午后。仙霞岭“黑龙潭”营地，在经历了日军偷袭、内部肃奸、与“穿山甲”部紧张对峙等一系列事件后，获得了一丝短暂的喘息。然而，这平静之下，暗流涌动。新四军联络员郑岩带来的合作建议，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在联合指挥部内部激起了层层涟漪。是接受整编，还是保持独立？是与共产党进一步靠拢，还是维系与重庆的微弱联系？不同的理念、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利益考量，在这深山谷地中激烈碰撞。
指挥部岩洞内，气氛前所未有的凝重。与会者除了宋希濂、周明远、刘久山、陈致远、张云鹤、赵锡田、马富贵、李慕华、徐锐、王民生等核心成员外，还特意召来了团营级军官代表、基层士兵代表，以及文化教员、医务骨干等，济济一堂。新四军联络员郑岩也应邀列席。洞内烟雾缭绕，空气仿佛凝固。
宋希濂开门见山，声音沉稳却带着千钧重担：“郑岩同志带来了新四军领导的合作建议，大家都知道了。事关我部几千弟兄的前途命运，今天畅所欲言，把利弊得失都摆在桌面上！”
张云鹤第一个站起来，情绪激动：“师座！这还有什么可议的？咱们是国民革命军，正牌子！接受共产党整编？成什么了？那是叛变！对不起蒋委员长，对不起重庆军委会！再说，他们那套能行吗？穷折腾！”
赵锡田相对冷静，但立场鲜明：“老张话糙理不糙。我军建制完整，虽暂处困境，但抗日意志坚定，战斗力犹存。接受整编，军心必然涣散，部队可能分裂。且重庆方面若知此事，断绝粮饷是轻，恐怕还会视我为敌，后果不堪设想。我认为，合作可以，但必须是平等的友军关系，保持独立建制。”
刘久山猛地拍桌子，瞪着张云鹤：“老张！你眼里就只有番号？咱们现在是啥处境？缺粮少弹，伤员等死，鬼子围得铁桶似的！新四军是真心打鬼子的！人家有群众基础，有办法搞到补给！整编怎么了？只要是为了抗日，番号重要还是弟兄们的命重要？我看可以谈！”
陈致远作为游击队代表，语气恳切：“张团长，赵团长，诸位同志！我们理解大家的顾虑。但请想想，我们为什么被逼进这深山老林？是因为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对敌后游击队限制多于支持！新四军在敌后发展壮大，靠的就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紧密联系群众。整编不是吞并，是优化力量，是为了更好地打鬼子！我们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在作战指挥、后勤补给上统一规划，力量不是更大吗？”
一位营长代表发言，面带忧色：“弟兄们跟着长官们出生入死，图的是打回老家去。要是改了旗号，家里人知道了咋办？会不会被当成叛军家属？”
一位士兵代表怯生生地说：“俺……俺听说共产党要共妻分地……是不是真的？”
郑岩立刻站起来，态度诚恳：“这位兄弟，那是谣言！共产党、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讲的是官兵平等，军民一家。我们打鬼子，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至于家属问题，只要我们抗日有功，全国人民都会敬重，谁敢迫害英雄的家人？”
李慕华从情报角度分析：“重庆方面对我部态度暧昧，补给时断时续，近期更是只有嘉奖电，无实质援助。长期困守，若无外援，前途堪忧。与新四军合作，或可打开新局面。但需警惕重庆方面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以及军统特务的渗透破坏。”
徐锐担心内部稳定：“部队成分复杂，思想不一。骤然整编，恐引发内讧，甚至兵变。必须做好充分的政治动员和思想疏导。”
王民生更关心现实：“不管跟谁，粮食、药品是燃眉之急！新四军能解决多少？多久能到位？”
会议争论异常激烈，支持者、反对者、犹豫者各执一词，难以达成共识。
周明远见争论不下，总结道：“同志们，分歧很大，这说明此事关系重大。我认为，核心是三点：第一，能否最大限度保存和发展抗日力量；第二，能否获得切实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第三，能否确保部队的稳定和团结。任何决定，都必须符合这三点。”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宋希濂身上。
宋希濂沉默良久，目光扫过每一张焦虑、期盼、或激动的面孔，缓缓开口，声音沉重而坚定：“天目山的弟兄们，跟着我宋希濂，是为了抗日救国，不是为了一纸番号，更不是为了某个人的前程！眼下，我们被困死在这仙霞岭，前有强敌，后无退路，内忧外患！再抱着过去的成见不放，只有死路一条！”
他顿了顿，环视全场：“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郑岩同志也表明了诚意。他们有的，正是我们缺的——群众的支持，灵活的策略。但是，完全放弃建制，接受整编，确实操之过急，也容易引发内部动荡。”
他最终决断：“我的意见是：原则上同意与新四军进行深度合作，但暂不接受整体整编。 具体模式，可以探索一种‘联合指挥部’的形式，在作战行动、情报共享、后勤补给（尤其是粮食药品筹措）方面密切协同，甚至可以考虑部分部队的试点性混合编组，取得经验。但指挥系统、政治工作、后勤体系，暂时保持独立。同时，保持与重庆方面的联络渠道，据理力争，争取应得的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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