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3月1日，江汉平原的春寒尚未褪尽，仙桃市郭河镇谢家湾村被一层灰蒙蒙的雾气笼罩着。排湖新南渠的水静静流淌，岸边的枯草在微风中摇曳，谁也没想到，这片寻常的水域会在午后掀起一场震动全村的惊涛骇浪。
下午四点半，放学铃声刚过不久，11岁的谢小兵和邹小军像往常一样结伴回家。两人踩着田埂上的泥泞，远远就看见排湖新南渠的闸口处漂浮着个奇怪的东西。那物件半沉半浮在水面，裹着一层深色的布料，鼓鼓囊囊的模样在单调的水面格外扎眼。“好像是个破麻袋？”谢小兵推了推同伴的胳膊，少年人的好奇心压过了谨慎。
两人找来附近渔民的小划子，一前一后摇着桨慢慢靠近。距离越近，一种异样的腥臭味就越发浓烈。当船桨不小心碰到那“麻袋”时，一块布料被掀开，几缕花白的头发和一只苍白的耳朵露了出来。“啊——！”谢小兵的惊叫声划破了乡村的宁静，邹小军吓得手一软，船桨“扑通”掉进水里。两个孩子脸色瞬间惨白，牙齿不停打颤，连滚带爬地摇船靠岸，撒腿就往村里跑，稚嫩的呼喊声在田野间回荡：“死人！水里有死人啊！”
村民们闻声赶来时，闸口已围了不少人。胆大的汉子找来竹竿试探，确认是尸体后，村长立刻让人去找绳子和木板。几个壮实的村民小心翼翼地将尸体捞上岸，掀开裹着的棉织布，尸体因浸泡多日已有些腐败，但依稀能看出是位老年男性。妇女们捂着嘴躲到一旁，孩子们被大人死死拽在身后，原本热闹的渠边只剩下压抑的议论声。
下午五点十五分，仙桃市公安局的电话铃声急促响起。副政委邓远泽刚结束一场刑侦会议，接到郭河派出所的报案后，立刻召集十余名刑警，带着勘查工具跳上警车。警灯在乡间小路上闪烁，四十多公里的路程，警车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赶到了现场。
“保护好现场，任何人不准靠近！”邓远泽下车后第一时间划定警戒范围。勘查人员穿着白大褂，在闸口周围仔细搜寻。现场痕迹显示，尸体并非从闸口直接抛入，而是从上游漂流而来。死者被一块褪色的老粗布紧紧包裹，打结方式十分潦草。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年龄约50岁，身高1.65米左右，胸部、臂部、肩部共有七处锐器伤，其中左胸一处伤口深达心脏，正是致命伤。
“先查尸源！”邓远泽的指令简洁有力。郭河派出所所长朱崇镐立刻翻阅近期失踪人口档案，当看到元月22日拖拉机站驾驶员邹长高的失踪记录时，他眼前一亮。“邹长高，49岁，新杨村三组人，失踪时带着200多块现金和一块上海牌手表！”朱崇镐立刻让人去通知邹家人。
当晚七点，邹长高的妻子和儿子赶到现场。看到尸体手腕上残留的手表带印记，以及衣服内侧缝着的补丁——那是邹妻亲手缝补的记号，母子俩当场崩溃大哭。“就是他！就是老高啊！”邹妻哽咽着说，邹长高在腊月二十三日晚上出门，说要去镇上给孩子买年货，临走时还打着一把黑布雨伞，身上揣着准备买年货的200多元现金。可如今，现金和手表都不见了踪影。
财杀？仇杀？情杀？一个个疑问在侦查员脑海中盘旋。第二天一早，侦查专班分成三组展开调查：一组走访拖拉机站职工，了解邹长高的工作情况；二组排查新杨村及周边村落，梳理邹长高的社会关系；三组重新勘查抛尸现场上游，寻找作案工具和更多线索。
“老高是个老好人啊！”拖拉机站站长李建国对侦查员说，邹长高开车技术好，为人谦和，谁要是家里有事请他帮忙拉东西，从不推辞。同事们也纷纷证明，邹长高每月工资都按时交给妻子，从不乱花钱，也没听说他和谁结过怨。一组调查陷入僵局，二组的走访也有了相似结论：邹长高在村里口碑极好，邻里纠纷都很少发生，仇杀和蓄意财杀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就在案件陷入瓶颈时，三组侦查员在排湖上游的一处芦苇丛中发现了一把破损的黑布雨伞，伞骨上还残留着少量暗红色痕迹。经邹家人辨认，这正是邹长高失踪时携带的雨伞。而此时，一组侦查员也带来了一条意外线索：拖拉机站一名老职工在闲聊中透露，邹长高和谢家湾的中年妇女刘桂英来往密切已有六年之久。
“1981年冬天开始的，有时刘桂英会来拖拉机站找他，有时老高会绕路去谢家湾。”老职工压低声音说，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碍于情面没人点破。更关键的是，他回忆起元月20日晚上，刘桂英在拖拉机站的值班室陪了邹长高一夜，元月22日邹长高失踪前，两人还在镇上的面馆一起吃了午饭。
这条线索让侦查专班立刻将注意力转向刘桂英。当侦查员来到谢家湾走访时，村医务室的卫生员张大姐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元月24日上午，刘桂英曾来买消炎药，当时她用一块蓝布包着额头，神色慌张，张大姐隐约看到她额头有一道血口子，询问时只说是做家务不小心撞的。“年关将至，谁家做家务会撞得头破血流？”张大姐的疑问让侦查员警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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